以世俗观之，商业与伦理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二者如何可以相提并论？诚然，经商之根本的确在于逐利，然而，古人云：“利者，意之合也。”在此，意之相合之处，便产生了“道”。所以，逐利，依然有有道与无道之分，君子与小人之别，故有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说。何以为道？孟子曰：“夫道茗大路然。”依照朱熹的注释：“人所共由谓之道。”意思是，人们普遍遵循的规范就是道。何以为德？根据《说文解字》：“德者，得也。”此所谓“行道，有得于心，谓之德。”由此可见，道德相对于律法，虽同属于人事规戒的范畴，而区别在于行为主体的本心内外。宋代大儒王雱认为，一切人事的规戒来自于自然天道，故力主非意志、无情感的“物齐”。他喟叹“物之不齐”盖由“体、理、言、事”之不一所致，并指出“以体则有左右，以理则有伦义，以言则有分辩，以事则有竞争”。于是，商业与伦理道德，虽然看似一殊一相，却依然有“物我齐一”的境地。
纵观古今世事，“道未始有封……无乎不在也。”商业伦理之于商业实践亦不例外，二者可谓同根并蒂，如影随形，兴衰与共。然则，如同任何其它社会理论，与商业实践的发展相比，商业伦理一般会滞后一拍。斗转星移，及至十九世纪伊始，商业之势如火如荼，唯利是图之风急剧弥漫于人际关系的各个角落。一时之间，利令智昏，尔虞我诈，舍义逐利，“忘其不赀之有而贪逐外物”者公行于道。加之以金钱为后盾的舆论渲染，世人之心性与价值观慑于财货的诱惑，曾长期一来分崩离析，善恶曲直一度蒙尘，乃至积非成是，失主故常。
商业日趋左右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淮南子》中所述：王道缺而《诗》作，礼义坏而《春秋》生。当价值判断达到极度混乱之际，正是商业伦理学呼之欲出之时。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诸多商业事件的涌现和商业理论的日臻完善，促使商业伦理的辩论和研究高超迭起。尚古者有之，讽今者有之，论及全球者更有之。此一《商业伦理学百科辞典》即是集兼收名家名论之集大成。
随着中华大地二十余载的改革开放，国人乘市场之势厚积而薄发，开欣欣向荣之盛世，辉煌成就令世界瞠目。无庸讳言，传统与现代，中理与西学，各种观念的冲突与交融必然随之憧憧于途。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商业之风令国人破羁绊，求外物，务抒发，重竞争，此乃民生之正道。然则，欲生于无度，邪生于无禁。西方人已经开始走出一味追逐生活水平的窠臼，进而探求生活质量。而环境和伦理是两项代表生活质量的核心内容。前者是指人和自然的关系，后者则指人与人的关系。对于优秀伦理道德传统源远流长的中国，国人于“夺攘乎利害之际”，更当切忌“弃绝乎礼义之绪”。全新的市场规则呼吁普遍的“民知”，唯其广大民众具备了知化和美德，方能有条件“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因此，在当今社会，孔夫子提倡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实属封建统治者的陋训，诚当弃若敝屣。弘扬知化和美德，离不开政府广阔的胸襟、国民深邃的义理以及公司审慎的态度。人之所以为人，情也，礼也。人之集合——公司、机构乃至政府，亦无例外。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幸物趋利之心权且人之常情，但决不可信马由缰，随流扬波；倘若祸及他人的利益，更应当牢记“发乎情，止乎礼”的古训。此乃商业伦理之精义所在。
本人承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同仁的信任和委托，从事该《辞书》的翻译工作，其间无时不惴惴于心。一则该书纵横古今，二则其内容浩繁博杂，且不乏名家宏论，故不敢一丝苟且。译者，唯匠才是也。“信”乃译者之本分，舍“信”，则无“达”、“雅”可言。而况若原文既“达”且“雅”，译者之“再创作”岂不是画蛇添足，以文害辞？至于这本辞书，倘能得“信”，吾愿足以。对于学界的同道及国人同胞，苟能通过微薄之力就商业伦理问题提供些微启示，吾愿足以。
摘自刘宝成教授译著的《布莱克韦尔商业伦理学百科辞典》--《译者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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