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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与伦理的关系

以世俗观之,商业与伦理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二者如何可以相提并论?诚然,经商之根本的确在于逐利,然而,古人云:“利者,意之合也。”在此,意之相合之处,便产生了“道”。所以,逐利,依然有有道与无道之分,君子与小人之别,故有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说。何以为道?孟子曰:“夫道茗大路然。”依照朱熹的注释:“人所共由谓之道。”意思是,人们普遍遵循的规范就是道。何以为德?根据《说文解字》:“德者,得也。”此所谓“行道,有得于心,谓之德。”由此可见,道德相对于律法,虽同属于人事规戒的范畴,而区别在于行为主体的本心内外。宋代大儒王雱认为,一切人事的规戒来自于自然天道,故力主非意志、无情感的“物齐”。他喟叹“物之不齐”盖由“体、理、言、事”之不一所致,并指出“以体则有左右,以理则有伦义,以言则有分辩,以事则有竞争”。于是,商业与伦理道德,虽然看似一殊一相,却依然有“物我齐一”的境地。
纵观古今世事,“道未始有封……无乎不在也。”商业伦理之于商业实践亦不例外,二者可谓同根并蒂,如影随形,兴衰与共。然则,如同任何其它社会理论,与商业实践的发展相比,商业伦理一般会滞后一拍。斗转星移,及至十九世纪伊始,商业之势如火如荼,唯利是图之风急剧弥漫于人际关系的各个角落。一时之间,利令智昏,尔虞我诈,舍义逐利,“忘其不赀之有而贪逐外物”者公行于道。加之以金钱为后盾的舆论渲染,世人之心性与价值观慑于财货的诱惑,曾长期一来分崩离析,善恶曲直一度蒙尘,乃至积非成是,失主故常。
商业日趋左右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淮南子》中所述:王道缺而《诗》作,礼义坏而《春秋》生。当价值判断达到极度混乱之际,正是商业伦理学呼之欲出之时。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诸多商业事件的涌现和商业理论的日臻完善,促使商业伦理的辩论和研究高超迭起。尚古者有之,讽今者有之,论及全球者更有之。此一《商业伦理学百科辞典》即是集兼收名家名论之集大成。
随着中华大地二十余载的改革开放,国人乘市场之势厚积而薄发,开欣欣向荣之盛世,辉煌成就令世界瞠目。无庸讳言,传统与现代,中理与西学,各种观念的冲突与交融必然随之憧憧于途。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商业之风令国人破羁绊,求外物,务抒发,重竞争,此乃民生之正道。然则,欲生于无度,邪生于无禁。西方人已经开始走出一味追逐生活水平的窠臼,进而探求生活质量。而环境和伦理是两项代表生活质量的核心内容。前者是指人和自然的关系,后者则指人与人的关系。对于优秀伦理道德传统源远流长的中国,国人于“夺攘乎利害之际”,更当切忌“弃绝乎礼义之绪”。全新的市场规则呼吁普遍的“民知”,唯其广大民众具备了知化和美德,方能有条件“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因此,在当今社会,孔夫子提倡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实属封建统治者的陋训,诚当弃若敝屣。弘扬知化和美德,离不开政府广阔的胸襟、国民深邃的义理以及公司审慎的态度。人之所以为人,情也,礼也。人之集合——公司、机构乃至政府,亦无例外。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幸物趋利之心权且人之常情,但决不可信马由缰,随流扬波;倘若祸及他人的利益,更应当牢记“发乎情,止乎礼”的古训。此乃商业伦理之精义所在。
本人承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同仁的信任和委托,从事该《辞书》的翻译工作,其间无时不惴惴于心。一则该书纵横古今,二则其内容浩繁博杂,且不乏名家宏论,故不敢一丝苟且。译者,唯匠才是也。“信”乃译者之本分,舍“信”,则无“达”、“雅”可言。而况若原文既“达”且“雅”,译者之“再创作”岂不是画蛇添足,以文害辞?至于这本辞书,倘能得“信”,吾愿足以。对于学界的同道及国人同胞,苟能通过微薄之力就商业伦理问题提供些微启示,吾愿足以。
 
摘自刘宝成教授译著的《布莱克韦尔商业伦理学百科辞典》--译者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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