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主观性 Moral subjectivity

道德的主观性是由思维状态和思维能力两个基本要素构成的，它决定着道德意识和道德判断的结构。相关的思维状态包括认知状态、情感状态和行为倾向。品格特征、内在情感、立场、态度、道德信念、事实的认定和人际关系，统统都是形成道德意识和判断的思维状态。相关的思维能力包括移情技能、反思技能、想象技能、解释技能以及推理技能。一个人要理解具有重大意义的道德情景，他就必须了解他人的需要、期望与希望，而且还必须掌握自身的资源与价值观。在决定如何采取行动之前，他必须预见到几种不同的变通方式，并能预料到每一种行为方式可能产生的结果。与此同时，他还必须从道德的角度来评价每一种可供选择的行为方式。

一个人的思维状态既可以增进敏锐的道德意识和正确的道德判断，也可以混淆道德意识和道德判断。同样，一个人各种思维能力的发展程度，集中并协调自身各种技能的熟练程度，对于他的道德意识与道德判断有着巨大的影响。道德主观性虽然没有一个理想的统一模式，但哲学家们仍然力求对道德主观性中的某些要素做出解释。

推理技能与道德理性的结构受到了哲学家们的密切关注。康德主义者认为道德原则必须是普遍化的；换言之，如果自己不同意，盲从或者被迫按照其他人都应该遵守的原则行事是错误的（参见：Kantian ethics康德伦理学；universalizability，普遍性）。社会契约理论家注重运用公平交易的情景，据此推测自由平等的契约人会认同什么原则（参见：social contract theory，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者关心的是如何衡量个人的幸福，如何将个人的幸福汇总到全社会的整体期望福利之中进行计算（参见：utilitarianism，功利主义）。研究道德思维的方法近年来发生了转变，传统的理性思维方法开始让位于一种以关爱为基础的方法。关爱伦理虽然还不够成熟，但它更强调责任，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伤害和剥削，提倡在不违背自身需求和正直的条件下与其他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参见：ethics of care，关爱伦理学）。

另外，除非一个人能够意识到某种情景需要在道德上做出反应，除非他注意到某种情景具有显著的道德特征，否则思维技能没有用武之地。因此，一些哲学家又回过头来继续研究先前的道德意识理论（布卢姆，Blum，1991）。一些人认为，文化是道德规则的源泉，道德规则是经验的具体体现，个人又依据这些规则去解释具体的情景（赫尔曼，Herman，1985）。另一些人认为，情感的开放与协调向人们揭示了生活的道德层面（努斯鲍姆，Nussbaum，1990）。在上述的讨论中有一点十分清晰：一个人进入了复杂的社会，他必然要面对许多定型的认知和情感模式，他于是就通过这些定型的模式来观察世界，既而进一步构建他对人际境遇、社会关系和组织结构的解释。

按以上方式构建的道德意识有可能造成个人的先入之见或预设的情感状态，因此会阻碍或扭曲道德意识，甚至会产生偏见。例如，人们经常会抱着轻蔑的成见看待妇女和少数族裔，而且这些刻板的成见经常在认识上和情感上得到巩固（帕泼，Piper，1990）。结果，人们可能认为非正义的行为和政策是合理的、公平的，并对那些受到非正义待遇的人的反抗嗤之以鼻。尤其当文化潜移默化地渗透到种族、性别等歧视的时候，当这些偏见已经变成了人们在意识中熟视无睹的常态的时候，这些文化就会抵制理性的批评，要克服它是极为困难的。偏见或其它类型的成见蒙蔽了敏锐的道德意识和正确道德判断，这促使一些哲学家们积极探求批判性道德反思的过程。一些人诉诸认知的美德，如客观性、博大与精深等（凯克斯，Kekes，1989）；一些人则提倡认知的心理疗法，用来纠正对事实的认知错误，并排除不一致性（布兰特，Brandt，1979）；另一些人又强调批判性道德反思的社会范畴。由此产生了两大主题，一个主题强调通过培养觉悟来发展解放性的社会理论（杨，Young，1990）；另一个主题强调移情的重要性，提倡认真倾听不同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呼声，创造性地重新构建各自的观点（迈耶斯，Meyers，1994）。

道德的主观性变幻莫测，几乎不可能是恒定不变的。各式各样的道德信念、态度和倾向经常交织在一起，有模棱两可的，甚至是互相抵触的，也有崇高的、人道的。归根结蒂，个人的道德主观性离不开文化的底蕴，文化底蕴既可以在某些方面丰富道德的主观性，也可以在另一些方面给道德的主观性造成矛盾。个人的道德主观性既受到人际情感与信任纽带的影响，又受到个人恩怨与群体偏见的制约。在一定意义上讲，它是由个人的癖性所决定的，不可能是完全透明的。道德的主观性尽管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但它仍然是一切道德思想的基础。所以，确立正确的道德主观性，需要不断地培养和完善它的基本构成要素——思维能力和思维状态。唯其如此，才能增进道德的敏感性，确保正确的道德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