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刊登了一幅漫画，其中描绘了一个相貌堂堂的人，他带着孙子在林中漫步。“了解树木固然很好，”他对孩子说，“但是要记住，只见树而不见林是不会赚大钱的。”这一忠告恰好反映了现代经济学关于人性的观点。经济学家勉强承认，大公无私的动机固然存在，但在这个残酷竞争的世界里，如果放任无私的动机，是要引火烧身的。

尽管有些愤世嫉俗，但它却道出了重要的真知灼见。比如，它告诉我们：为什么随着汽油价格上涨，上下班搭车的人数开始增多；为什么在实行自由福利的国家里离婚率就增高；为什么在每家每户装上电表之后，耗电量就会减少。凡此等等。

然而，许多行为又不符合这幅讽刺漫画所描绘的“唯我”意识。在旅行的途中，我们在茶余饭后留下小费，但我们可能再也不会光顾这家餐馆。我们向私人慈善机构捐款，但可能不会留下姓名。我们经常采取适当的方式来处理剩余的杀虫剂，而不是把它倒进下水道里，但这样意味着我们要负担更多的费用。士兵为了挽救同伴的性命，奋不顾身地扑向即将爆炸的手榴弹。如果透过现代自利的理论来审视这些行为，这就等于痴人说梦或者天方夜谭。

但是，近来的研究表明，高尚人类行为不仅能够抵御物质世界的无情压力，而且还可以在物质世界里汲取营养。研究发现，在矛盾面前，人们有意识的直接自我趋利行为经常会导致自取其祸的结果。

举例来说，一位企业家生意兴隆，他正在权衡利弊，想在远方的城市里开办一家分店。他知道，如果能聘用一位诚实的经理来经营，这家分店会获利颇丰，否则就会损失惨重。他的一个雇员毛遂自荐，而且她完全胜任这份工作。如果该企业家对这位雇员的诚实深信不疑，他愿意付给她双倍的薪酬。然而，他也清楚，如果这位雇员可能营私舞弊，她会得到相当于眼下薪酬三倍的收入。

从标准的经济学模型来看，这一选择注定要导致分店的失败。从自利的模型来推断，企业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雇员有条件营私舞弊，而且会赚得更多，她何乐而不为呢？既然分店注定要赔钱，那还是干脆不开为好。显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选择对企业家和雇员任何一方都毫无补益，而如果企业家决定开设分店而且该雇员能够做到诚实可靠的话，双方则会各受其益。

在这种情境中，就出现了经济学家所谓的“诚信问题”。如果雇员能够让企业家相信她会竭忠尽智，这一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如此看来，对物质私利的追求反而会引火烧身。

传统的经济模型试图通过改变人们面对的物质激励来解决诚信的问题，例如，企业家可以雇佣一名督察人员来监控分店经理的行为。但在许多情况下，督察人员不可能对任何行为都做到明察秋毫。此时，传统的模型便爱莫能助了。

但是，即使行为不可能得到监控，诚信问题依然可以解决。解决的方法就是要开放思想，从“人人都由狭义的自利所驱使”这一假设中从出来。例如，假定企业家采用一定的手段证明他的雇员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即使她有条件中饱私囊，她也会很诚实地经营这家分店，那么即使企业家不能直接监控该经理，他也会开设这家分店。企业家与分店经理都将从中获益。

这种解决方法依赖于两个前提：首先，即使有机会大发横财，也有人会恪守诚实的本分；其次，存在可靠的方法来识别这样的人。第一个前提无可争议，而第二个前提就不那么简单明了。毕竟，所有的经理候选人都有强烈的动机把自己装扮得诚实有加，因此，自诩的诚实不足为证。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只有当某人确实被抓住作奸犯科时，考察其过去的记录才会发现问题。有些人骗术高明，很少会显露任何蛛丝马迹。如这种方法不能奏效，如何识别那些诚实本分的人？

这里的关键在于，必须认识到诚实的行为不是由理性的权衡所驱动的，而是受情感所制约的。用亚当斯密的话说，就是道德情操。一位雇员之所以甘愿坐失一个营私舞弊的良机，是因为她对企业家的利益抱同情之心，她要维持做人的自己的尊严，这种动机是与正确的行为分不开的。即使一个人想成为一个骗子，问题是激励诚实行为的情感是难于伪装的。一旦我们熟悉了一个人，我们就能对他（或她）的品格做出可靠的判断。骗子的目的是乔装打扮，遮人耳目，以期赢得别人的信赖。但假定我们有能力识别激励诚实的情感是否存在，最简便的方法只有一条，就是表里如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讽刺漫画中所揭示的问题在传统经济学的模型中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但即使从纯粹的物质方面而言，那些自作聪明的人结果往往比那些诚实本分的人更差。如果他唯利是图，他就最终必将落得众叛亲离。相比之下，诚实本分的人视诚实为天职，因此会炙手可热，受到普遍欢迎。他所得到的物质奖励同样有价值，但它们是正大光明的。

 

参考文献

 

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