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首先邀请人民大学教授杨恒达，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恒达教授为我们主持开幕式！
杨恒达：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我现在先介绍一下今天到会的贵宾。（介绍略）。
我现在宣布我们的道德伦理价值型的经济，中国道德型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研讨会现在正式开始！
首先请谢朝华先生发言，致开幕词。
谢朝华： 主席先生，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齐聚一堂，共同研讨价值导向型的中国与世界经济构建经济伦理企业社会责任这一重要问题，本次研讨会正值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型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我较早的时候就有所接触，早在1983年我在法国留学期间，攻读公司法博士学位就开始学习了解社会责任问题，在法国留学期间对于西方法制建设、民主进程进行了深入的研习，并较早的提出了西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和运动的演变与发展，事实上企业社会责任会随同社会的进步而发展，较早的表现为单纯的慈善与捐款，上个时机中期开始关注劳工问题，以及90年代初期一些大型企业为了维护自身的声誉和商业利润，以制定社会责任守则，建立社会责任体系来采取危机攻关等方面都成为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各个阶段的关注焦点，进入21世纪以来，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蓬勃时期，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成了交叉性话题，融入企业的运营与决策之中。
自1988年到2007年这段时间，我在不同的工作单位，其中包括中国贸促会、国务院体改办等 国际组织，并服务于众多的律师事务所，从微观的角度使我深深体会到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人民生活、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重要性。2007年以来，我任职于北京市委参与北京市政协的工作，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并做了大量的社会兼职工作，2007年自现在，我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先后提出了多份设计企业社会责任的提案，从宏观的角度看，我意识到巩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丰硕成果，加快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健康较快发展的势头，迫切需要一个健全的法制体系，一个健康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一个完善的企业共建与社会生活的经济体系，要求企业承担起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社会责任。
经济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是发达国家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工作起步较晚，跟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同时，我们应当看到通过努力这样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特别是中央企业和国有大型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取得的成就成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进程中树立了行业典范，中央企业在建立社会责任工作体系，加大社会责任管理力度，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全社会创造财富，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加强资源环境保护，切实履行环境责任。积极吸纳就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在重大自然灾害和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顶梁柱的作用。在海外业务中模范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负责任的良好形象方面起到了积极的社会作用。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美德，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为我国企业更好的参与经济社会生活，更好的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更好的担负起社会责任回报社会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和光明的发展前景，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中国的经济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进程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其一，健全的法律体系为经济社会健康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与保证，而在法制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然任重而道远。
其二，我们需要向国际先进的经验学习，向国际领先的企业学习，这次研讨会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中国的到会的官员、企业家、学者跟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业领袖们齐聚一堂，共同推进中国乃至世界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进程。
第三，不可否认，国有企业参与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国有企业捐款，事实上是一种变相的国家财政的参与，我们更需要发挥数目众多的中国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他们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企业社会责任进军的生力军。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事业的壮大，既需要企业的自律，企业家的良知，也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法律的约束和指导作用，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鼓励作用，发挥社会公众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形成全社会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文化氛围。
另外，我们在工作的同时还应进一步保护公众人物的利益，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参与性、号召性。当然，上述所有这些工作是我们继续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关心国家，关心社会，关心他人。 在这里，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个信息，算是对本次座谈会的一个贡献，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信用研究中心、北京服装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教育电视台、国际教育电视台等机构以及众多企业家和社会公众事业共同发起以成立北京市企业社会责任，该协会将以科学发展，担当责任，崇尚荣誉，服务民生为核心理念，倡导企业责任，倡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创新以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为核心的价值体系，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服务意识，志愿精神，管理理念和社会责任体系，发挥中介组织的凝聚力和导向作用，促进企业在经济、社会、环境三大领域的协调发展。
尤其强调企业在创造经济利益、守法经营的同时承担对政府、员工、消费者、社区、环境的伦理责任，以及社会公益责任的担当，该协会成为先导者，开展调查研究，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该协会的成立将是对本次研讨会的成果之一，也将进一步宣传本次研讨会的成果，这项工作也将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发挥一定的作用，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加入我们，希望海内外各界同仁携手群策群力，共同推动中国社会企业责任的进步，促进科学发展，最后预祝这个研讨会 圆满成功，祝与会各国的国际友人在中国旅途愉快，祝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
谢谢！
杨恒达： 谢谢，下面我们请Noel Purcell博士给我们致辞！
Noel Purcell： 尊敬的杨教授，尊敬的来宾们，女士们，先生们，我感到非常荣幸今天跟大家共聚一堂，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好客，我谨代表考克斯圆桌会议在此欢迎大家参加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界对话，正如昨天晚上我讲的一样，在此，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没有他们我们的本次会议就不能举办，对外贸易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我们希望同他们建立一个长期的和富有长效的工作，我同样非常简单介绍一下有关的赞助单位，如果没有他们的赞助，本次会议也不能够取得成功，昨天我还提到赞助商的名字，如果大家要看到了我们这些赞助商他们的名字就在后面，是他们促成我们非常重要的对话。
我今天欢迎大家参加对话，与此同时，我要特别呼吁大家对我们这样的社会充满了激情和充满了兴趣，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引起关注，关注到我们现在还缺失什么，什么事情可以做的更好，有哪些被我们忽视了，我们确定了这次会议的平台之后，我也同样愿意能够来引用孟子，中国伟大的哲学家所讲过的话，我们知道孟子是在孔子之后最伟大的哲学家，他讲到人之初，性本善，每个人都应该努力来恢复自己的性本善之初的本性，正是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他跟梁朝的国王说，他说孟子这么长的长途跋涉，然后前来劝说他如何让这个国家繁荣富强，然后孟子说这样说是不对的，那些人不应该剥削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国家就要灭亡了，孟子说，生命当中最好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如果把义放在最后，把利放在最前，那么这样的话最终并不是让所有人都能够满足，不能忽视父母，也不能出现一个讲义的人而背叛自己的国家，他同样讲到了人和义，这个人和义应该是我们的唯一的主题，就不应该讲利这个字， 之所以孟子这样说，他提醒我们现在在法律和在权利之上，有我们的最基本的价值观。
那么刚才我谈到了简短的历史，而且这是一个时期向另外一个时期过渡，我们现在正在生活在一个转型的时期，而且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全世界来分享财富，而且整个世界的人口将一起，所有的人口一起分享财富，我们将出现一个世界大融合，在世界舞台上出现了这样一个新型的大国，即中国。新兴的经济权利和力量在西方过去出现了工业革命，现在这种革命迅速的向东方转移，那么这种经济的新的新兴的力量在全世界的经济和人文的舞台上出现了一种新的金钱的力量。在国际事物当中出现了新的权利分配，如果我们看人口结构的话，我们发现这种重新分配就更加剧烈了。
我们不应该让这样一个机会随波逐流离开我们，我们应该顺势让世界上每个人得到新的职能，我们在世界大潮当中应该持一种批评的态度，应该让我们所有的人来共同在中国或在整个世界经济上建立以价值为导向的经济，因此，我们召开这样的会议，应该大力强调经济伦理和强调社会企业责任，这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新平台，我们希望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跟大家分享各自的远见卓识，让中国的同事和我们一起来讨论和重新构建世界的新秩序，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机会，以便能够构建未来和探索未来，我们大家现在对我们大变革、大挑战之前不能低估其规模，我们将记录着世界，发觉现在这些比较富裕的国家人口都相对降低了，像日本这样的国家，过去20年以来，他写遇到了这方面的经济下降以及人口下滑的问题。
那么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西方它的经济模式过去是消费多，是污染多，这种模式已经不再适应了，那么随着世界经济，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是印度、巴西和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应该认识到这一点，这意味着说新的经济力量比较要有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重新看待哪些应该改变，哪些应该在世界上予以保留，我们在努力的探寻世界大融合的时候，探索人口和国家的GDP之比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现在受到了两个伟大的思想之驱动才能够实 现这样的转变。
第一，就是人的特点，也就是说，人，过去几代人的贫困束缚于过去的封建主义，然后需要让人们自我提高，希望感觉，像在中国，在中国的南部和世界以及其他地方，像中国的一些工厂，他们生产高质量的，又廉价的消费品，然后正是中国南部生产的产品改变了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并且为人们带来了新的机会。
第二点，我们应该有另外一种思想，并全球化。现在服务和产品，如果是不断的来自由流动，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会影响到一些权利，影响到一些利益，那么像有些国家一定会致力于生产它最为出色的生产的东西，这意味着说，我们会改变原来大家已经比较习惯的这种世界的格局，不能够让少数人来享用这样的经济产出，在发展中国家的这些新的融合，也在努力的促进发达国家的融合，因为过去一些富有的少数人，那么他们所享用的现在已经被其他的广大的普通人所能够获得。
然后我们共同的遇到一个新的想法，即可持续性，我应该讲，从现实来看，我们的整个地球不可能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我们不能够现在就剥夺和使用掉下一代的资源，而且与此同时按照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它的副产品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环境和生活，因此现在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当然，生活的质量，我们现在需要不断的来问大多数的这些企业活动和人为活动，我们可以问这样的问题，我们所做的一切现在和将来会影响到别人吗？那么我们在这次论坛上我们需要做四件事情，以便来确保我们能够取得成功：
第一，我们需要大胆，开诚布公的来交流，交流我们的思想和看法，我们都应该牢牢的击注，我们的想法之所以能够产生影响，因为它影响到人的生活，影响到了知识的权利。因此，请大家在发言的时候一定要畅所欲言，大胆发言。
 第二，我们应该尽量的简单，不要成为复杂性的俘虏，我们大家讲话应该简单，容易被人们懂。
第三，我们应该比较现实，最好的想法是现实的，我希望大家详细描述和清楚的描述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们的对话结束之后，我们的对话结果应该是非常清楚的能够让别人看到，以便大家能够采取行动。
最后我们大家应该能够认识到相互之间的文化不同，思想不同，当然最好的想法应该是人们大家进行评论，甚至进行批评，以及文化的这些传统应该受到尊重，并且予以执行，尤其中国带给了新时代带来了文化上的智慧和几百年的这些文化遗产，无论是孔孟之道，我们相信在这次会议当中一定会自始至终的贯彻对社会承担责任的这样一条主题，这也充分反映出中国现在是多么的重要，非常感谢诸位参加这样非常重要的会议，而且我期待着我们能够开展丰富的和内容详实的对话，并且能够让大家共同的来分享价值导向型的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构建经济伦理与社会责任的新平台。 非常感谢！ 杨恒达： 非常感谢Noel Purcell先生的发言，好，现在我们将照集体相。
论坛一：经济增长与和谐社会
主持人： 在座的各位上午好！
很高兴主持本次会议的第一个主论坛，我们这个主论坛，第一个主论坛是经济增长与和谐社会，人类自从有经济活动以来，经济增长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一个基本的最重要的一个永恒的课题，经济增长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但是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和谐进步，它不一定是同步的，经济增长也不一定 对社会的作用都是正面的，因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和谐进步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需要研讨、需要时间很复杂的问题。就像本次会议，刚才我们为了在座的各位，我们一起照一张和谐的合影都费了很多的周折，可想我们要实现社会的和谐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同步它是我么的复杂，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增长是举世瞩目的，但是相应的问题也是存在着大家都可以感觉得到的。
如果经济增长的同时不去科学的、及时的解决增长方式、资源环境、收入分配这些问题，那么对社会的和谐进步就不一定都是正面的。就像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总书记是邓小平先生，他在晚年就对他的弟弟讲，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的时候少，这也就说明了发展以后，经济增长以后出现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都需要很好的解决，所以中国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现在又提出了包容性增长。中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9月16号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致辞的题目就是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是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中国的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我们的十二个五年规划的提议立木也是把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所以本次会议第一个主论坛，把经济增长和和谐社会作为主论坛来首先研讨，我觉得是很有见地的，很多我们国内和国外的专家、学者对这个课题有很多深入的研究，就我们这次主论坛请到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三位教授，来就这个话题先做一个主要的演讲和发言。
首先我们有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信用研究中心主任章政教授做一个发言，发言的题目请他自己来讲，有请。 章政： 女士们，先生们，我用中文来发言， 为了更好的表明我的观点，我还是用中文表达我的意思，刚才我们的主席已经说了，要大胆，简单，现实的表明我们的问题，我会遵守这个原则。
那么我的整个的发言报告是在我们资料的55页，如果大家需要看可以看55页。
题目是和谐社会与去金融化这样一个看起来比较抽象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简单先把它概括一下，谈三个一，第一个一，谈一个现象，第二个一，谈一点思考，第三个一，谈一个判断。那么这三个一，我想它的开头我们从一个等号开始，从一个等式开始，它的结论是一个不等式。 这是整个报告的一个结构，也就是在20分钟之内我完成这样一项工作。
我先从一个等式开始，这个等式就是我们所说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中国政府提出来的一个口号，请大家注意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叫和谐社会。那么我把这个词儿给它颠倒一下，叫社会和谐，如果要实现和谐社会，必须社会和谐，那么怎么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呢？我把它建立了一个等式关系，那么是社会减掉不和谐的东西，就等于和谐社会。也就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减去不和谐的东西，就等于和谐的东西了，就等于和谐社会，这是一个等式，和谐社会等于什么？等于社会减不和谐。
那么好，我们如果这个等式的假设是成立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回到社会中的一个现象来看一下，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财富现象，那么现在的这个财富现象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我们用美国的数字来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美国在1930年的时候，也就是第一次经济大箫条和经济危机的时候，美国的GDP，也就是生产的总量它的总规模是0.1万亿美元，50年以后到了1980年美国的经济总量是2.8万亿美元，那么到了2008年的 时候是14.2万亿美元，这是什么？美国的生产总量扩大的情况，大概扩大了4.4倍。
那么还有跟这组数字向并列的另外一组数据，就是美国金融资产的规模，美国整个社会金融资产的规模，那么在1930年的时候，美国的金融资产的规模和它的生产的总规模基本上一样，是1：1。那么在1980年的时候金融资产的规模相当于社会生产的总规模的2.8倍，大家可以算这个数字，我就不具体说这个数字了。金融资产的规模相当于生产总规模的2.8倍，那么到了2000年的时候相当于实体总资产的4.4倍，那么这组数据说明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活动越来越频繁，甚至远远超过了社会的生产活动，这是第一个现象。那么这个现象不仅在美国，在全世界都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看一个2008年的截面数据，那么在2008年的时候全世界的经济总量是64万亿美元，那么全世界的金融资产的总规模是171万亿美元，那么相当于它的实体资产的总量的大概4倍，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数据是美国的金融衍生品的规模，那么这个大概是684万亿，相当于实体经济规模的大概是10倍多一点。那么说明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活动越来越频繁，而且甚至是越来越开始独立于社会的生产活动。
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现象。这个现象我想不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分析，大家都已经很多朋友都已经明白，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样一个现象。那么这个现象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结果呢？现在我们做一个分析，这是一个财富现象，会带来什么结果呢？第一个结果就是金融活动与生产活动的分离和独立，那么金融活动的独立会带来什么问题？也就是说可能在实体经济中发生的问题会同样的在金融活动当中同样发生，并且是独立的发生，这个独立发生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看到金融危机的现象，也就是生产的危机可能会演变成金融活动的危机，那么这是一个推断，根据是什么，大家知道金融资产越来越多，或者说资产越来越多，我们请大家考虑一下资产的概念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拥有一套房子，房子叫资产，这是什么，是增加，拥有了资产等于增量，请大家想一下，我们在自然界中有一个自然的平衡关系，一个地方有增加，在另外一个地方一定有减少，比如说我们拥有了一套房子，社会中的某一个部分或者自然界的某一个部分一定减少了一套房子，对整个社会来说这套房子永远不属于别人了，属于我们了，就是我们的增加等于另外一个地方的减少，这是什么？这是社会中的一个平衡关系，我们称为叫资产负债原理，就是当你拥有了资产以后一定在另外一个地方它是一个负数，那么这个结构是什么，就是人类发展的一张最美妙的表格，这张表格我们经常把它叫资产负债表。
那么好，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的金融资产的情况，大家知道现在我们的金融资产的规模相当于实体经济的4倍，甚至是10倍，什么概念呢？意味着我们拥有这么多的资产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可能是要付出这么多的资产，这个付出的东西是什么？可能就是一个债务，你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金融资产的总量中相当于实体经济规模的4倍的资产是大量的债券，或者是国债，或者是企业债，或者是股票，大家想一下，当我们去买了一个企业的债券，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去买了一个国家的国债，意味着你持有了更多的金融资产，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政府负债的增加，我们买了10个亿的国债意味着政府多增加了10亿的负债，我们多拥有了10亿的企业债就意味着企业要多负担10亿的企业的债务。
那么这样一来实际上这个社会大家知道，我们一方面看到的是资产大量增加，实际上在另外一个层面，从平衡的角度来说，社会的负债也在大量的增加。那么这个负债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我再给大家报告一组数据，这组数据我们仍然以美国来举一个例子，2009年美国的负债结构大概是这样，国家债务9万亿美元，公司债务9万亿美元，房地产抵押债务10万亿美元，医疗债务30万亿美元，社会保障债务12万亿美元，这是美国的最新统计数据，也就是说我们在拥有了大量的资产，特别是那种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包括衍生品资产的同时，实际上社会在承担着更多的债务，这个社会不是抽象的概念，是指政府、企业，甚至我们的个人，你比如说我们 说的我们买房，我们用的房贷，这个房贷是什么，实际上是个人对银行的债务，也就是说在我们资产总量超过实体经济总量十几倍以上的规模，实际上意味着社会的四个方面，也就是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家庭部门和我们的金融部门，同样承担着这样多的债务。
那么我说前面那个现象我们叫财富化，而财富化现在的表现实际上就是金融化。而金融化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通过资产负债原理和平衡关系的分析，我们发现它实际上是一种负债化，什么是金融化？金融化就是负债化，那这个问题很麻烦了。 我想前不久，希腊危机的出现实际上就是证明了这样一个问题，政府在大量的负债，那么这样一来我们说这些债务最后是要偿还的，所以现在我给出一个判断，也就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债务的负担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目前支撑经济运行的体制，包括IMF，包括世界银行，包括WTO，大家知道越来越脆弱，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来解决和协调如此庞大的债务规模。
那么这个现象是一个什么现象呢？中国有一句古谚语，叫做自欺欺人，什么是自欺欺人呢？有一个非常极端的现象就是掩耳盗铃，把自己的耳朵塞起来，然后去做一些坏事，好像别人不知道，听不到，实际上原来是我们自己被蒙蔽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荒唐的现象呢？因为社会中有一个等式，还有另外一个等式，这个等式叫做什么呢？把谎言说上100遍就变成了真理，但是我说这个等式是错误的，谎言毕竟是谎言，所以这里我给出了一个不等式结论是什么呢？即使谎言说上100遍也不等于真理，我们要建立的是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和谐社会的减掉不和谐，减到不和谐的因素，不和谐的因素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精神的不和谐，第二个方面是物质的不和谐，那么精神的不和谐我们将交给其他的论坛去研究和讨论，那么这个物质的不和谐可能最大的不和谐就是现在我们的由于这种财富化，以及财富化所衍生出的金融化，而金融化的本质又是负债化，这是一个最大的物质不和谐，如果这个不和谐不能解决，我想我们最后只能处在这种把谎言重复100遍让它变成真理，但是这是一个永远不等的不等式，我想这个结论可能是再简单也不过了，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中来，面对现实。
好，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主持人： 章政教授，就他的讲题简单扼要的一个解说，那么就这个问题章政教授还有很多研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以后还可以更多的跟他交流，章政教授他书面的也好，口头的也好，他的文章跟他的名字一样，为我们执政的部分这个层面上会提供很多很好参考的意见。 下面我们要有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深教授继续教育中心的总监王大树教授来做一个演讲发言，他的讲题也请大树教授给大家做介绍，欢迎！
王大树： 谢谢胡主席，刚才章政教授的发言他说可以参考发下来会议材料，在55页，我的发言请你们不要参考会议发言的资料，因为我当时提交的资料是品牌问题，我决定和我咱们这个会议的主题更加贴近一些，所以我的题目有所改动，基本上今天按我讲的内容为主。
我刚才说的要感谢胡主席是有深一层的含义的，一个他作为这次论坛的主席介绍了我，另外他作为这次论坛的主席介绍了我们国家胡锦涛主席最近的一个提法，这个提法他已经说了，是包容性增长，今天上午刚才有一个外国教授其中提到了，就是我们要分享思想，胡主席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个信息，就是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已经得到了，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成为官方的一种政策。因为这个概念，应该是亚行最早提出来的，刚才我们这位胡主席已经把我们那位胡主席的思想已经说了一下，他是多次提到包容性经济增长。
我顺着胡主席的思路来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包容性增长与普罗大众，另外是和谐型社会与伦理道德，包容性增长，实现包容性增长它的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的人群，在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包容性增长，包是包括的包，容是容忍的容，这就是我们中国多年提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种新的说法，我们要转变原先的那种未来增长而增长的增长方式，变为包容性的经济增长的模式。 它从国内来讲，他是有两层意思，这是我的体会，一个是参与，首先是参与，参与就是要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要参 与，都要体面的参与，另外是分享，分享就是成果，社会发展的成果要由社会成员来共同分享。从国内来讲，我们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30多年来我们的中国改革开放增长非常迅速，平均接近是10％的增长速度，在世界发展史上也是没有的现象。现在回头来看，应该把这个改革开放的成果，应该让全体人民来分享，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就是改革依靠人，改革为了人，改革的成果要全体中国人来分享。我不知道外国朋友们知不知道，我们改革其中一开始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口号，叫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可以不谦虚的说，我们已经做到了，而且不光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可以说是一些地区的人已经先富起来了，我们在北京、上海，外国朋友来了以后，很多人就说你们中国北京、上海绝对不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亲爱的外国朋友们，如果你到我们的西部去，到西部更边远的地区去还是很穷，不要光看北京、上海。
另外我们不光一部分地区富起来了，一部分行业也富起来了，我们的很多行业，比方说金融业，金融业的从业人员基本上都富起来了，但是比如说还有一些新兴产业都富起来了，但是有的行业没有富起来，你比如说像农业，我们农业还很落后。所以我们包容性增长要各行各业，各个地区都共同富裕，不能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不能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应该共同富裕了。 这是我们下一个阶段要做的工作。 在国与国的关系来讲，我们应该是分享国际化的成果，让更多的人来分享国际化的成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强调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化，实现社会，实现世界的和谐和稳定。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要讲的是和谐型社会与伦理道德，严格说我讲伦理道德，我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因为我是一个经济学家，不是伦理学家，给我的感觉伦理就是指在处理人和人，人和社会相互关系时所应该遵循的道德和准则，而且给我的感觉这种道德和准则，往往是一群人对整个社会成员的一些关系的道德和准则。在我们中国来讲，传统的一个伦理，道德我不讲，道德更复杂了，伦理我们常说的传统的伦理的一个比较基础性的东西，就是说原来封建社会所说的那种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际上就是说君臣，君代表国家的，特别是在家庭来讲，当君王的要过的像君王那样，就是好的皇帝，臣要是好的臣子，父父子子，要完成父亲的，当然有父亲的权利，要尽父亲的义务，儿子也有儿子的权利和义务，当然了这个是传统的伦理准则，现在可能有一些 冲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延续了几千年，对维系中国的封建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封建社会几千年这样稳定发展的原因之一。 现在来讲，比如说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恐怕不太适宜了，我觉得如果建设和谐型社会的话，伦理是不是这么考虑，比如说国国，什么什么企企，人人，国家要像一个国家样，企业要像一个企业样，我们职工要像一个职工样，这样在我们自己的范围内，利用我们自己的资源尽我们自己的义务，我觉得对建设我们和谐型的社会是有很大的好处的。你比方说在这个问题上，伦理上道德问题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中国现在发展阶段，要讲究职业操守，就是做什么事要有底线，一定要把住。我觉得伦理道德是更高层次的，首先要奉公守法，这一点我们要做好。你比方说企业，企业你要做好企业的事情，奉公守法的做好企业的事情，你企业当然是为了赚取利润，但是利润你要赚得合法，你应该照章纳税，我们很难设想一个偷税漏税的企业，你即使捐款了，我们也不觉得应该感谢你，你一个企业，像乳制品企业，你往里加三聚氢安，即使你捐款捐了很多，我想社会也不应该感谢你这种企业，要尊重道德职业超收。
国家应该像一个国家，我们严格说国家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经济发展，长达30多年的发展，跟国家的宏观调控，跟国家的领导发展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现在你仔细看一下，我们在社会财富中国家拿的太多了，这一点外国朋友可能不太清楚，我们不用说别的，从94年新税制制定以来，我们的税，税收，每年增长，我总结了一下，大幅度增长，每年增长，我总结了三个特点，一个是每年增长20％以上，这是世界上没有的，而且五年翻一番，这也是世界上没有的，今年比去年的税收增量相当于10年前全国税收的总量，这也是世界上没有的，国家拿得太多了，企业也拿得太多了。真正老百姓拿得比较少，我们个人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我们的增长是逐年增长。这个局面应该扭转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胡主席要提倡包容性增长，要改革的成果要惠及人民，不能光惠及国家，不能光惠及企业，要惠及全体人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十二五规划不光要考虑国强，而且要考虑民富的问题。
而且我们以前一直强调是提高两个比重，那两个比 重是什么呢？以前提的，是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要提高，另外一个比重提的是要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要提高，这30年来我们确实已经做到这一点了。这一次十二五规划我们重新提出来，提高另外两个比重，我向在座的外国朋友分享一下，就是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当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我们新的提法。这是我们这次十二五规划新的提法。 好了，占用大家的时间了，我光说一说我的要点，谢谢。 主持人： 谢谢王大树教授。他就包容性增长发表了他的观点，确实经济增长必须全面的均衡的发展，才能使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的进步同步，这样才是经济增长和和谐社会是一种良性的互动，他就这个问题我觉得发表了很好的见地。
下面我们有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主任证券研究所所长，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吕随启教授做一个发言，发言的题目也请他自己向大家介绍，有请，欢迎！
吕随启：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做一个简短的发言，刚才听了两位教授的演讲，那么感到非常的有启发，比如说章政教授讲了和谐社会等于减去不和谐的因素，那么就等于和谐的因素，那么从他这个等式里面，我的体会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为了促成这个和谐社会，可以做两个方面的事情，一方面可以想办法减少不和谐的因素，另外一方面想要增加和谐的因素。那么第二个关于王教授讲的包容性的增长，那么我这块理解是什么呢？如果跟和谐社会连在一起，如果整个社会是和谐的，那么这个增长我们就可以是包容式的，如果是这个社会是不和谐的，比如说社会分配严重不均，那么多数人只能容忍少数人先富起来，那么这种社会只能是被迫容忍式的增长，就不是包容性的增长。
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和谐社会与经济增长，那么提到和谐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现在，我常常让我想起一个字，时下流行的网络用语，就是河蟹，现在正是深秋季节，是大闸蟹上市的日子，那么我们这个和谐社会如果只能是少数人吃得起大闸蟹，大多数人连河蟹都吃不上，那么恐怕这个社会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和谐社会。所以提到和谐社会我的理解 至少要有这几个方面的和谐，比如说人与自然的和谐，比如说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和谐，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和谐，在这里面时间关系我不再展开。
那么现在我们就看一下，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和谐的，首先比如说很多老百姓可能连一套房子买不起，但是某一个下台的贪官可能手里三十五六套房子都不止，再比如说2008年底以来一场严重金融危机下来，很多人连温饱都有问题，但是比如说类似华尔街的金融高管他仍然在拿着高薪，再比如说能源问题，一方面是能源的价格大幅度上涨，另一方面是很多国家为了争夺能源在进行各式各样的博弈，甚至这种博弈会反映在政治上，反映在领土的争端上，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现在面临东海的问题和南海的问题，实际上都是能源问题背后的反映。所以我们这里面，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呢？实际上这个和谐是一个国内环境与国外环境的和谐，那么这种不和谐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最近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议。
那么一提到人民币汇率的问题，那么中美，中国甚至跟整个国际社会都充满了分歧，那么这种分歧表现在各自都有各自的立场，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国际社会提出的是人民币汇率是被严重低估，对美元低估了40％，对整个世界来讲大约低估了25％，为此，人民币汇率在严重的低估，大家认为是妨碍了整个国际贸易社会的和谐，这往往跟政治上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比如说跟美国国会的选举联系在一起，那么因此，很容易让人联想成为这类的问题就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可能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可能就会被往阴谋论的路子上去引导。
那么为此国内也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说法，比如说人民币汇率问题，是美国带领国际社会针对中国的一个阴谋，是美国国会议员的政治秀，再有人民币汇率到底是对中国是有利于出口的，还是妨碍出口的等等，这样一些争议。所以这里面要弄清这些，只有解决这样些争议的问题，我想对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我们才能够从更大的视野上看清楚，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主要要考虑以下几个，第一，人民币到底有没有升值压力，那么我的研究结果认为有，所以类似克鲁格曼这样经济学家依据他学术研究的成果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 行，那么这类的超国家的国际金融机构也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了，换句话说，目前提出人民币被低估的我认为他是有学术基础的，这是第一个。
第二，人民币首先它是一种金融资产，一种金融资产我们要持有它的理由，首先它是有升值的空间，它是有贬值的空间，大家想一想，从1989年到2009年中国的GDP的变化的状况是什么，89年我们的GDP是1.69万亿，2009年是33.53万亿，我们的GDP在20年里面增长了18.8倍，但是大家看，沿海农民工的工资89年的时候大约是600到800元人民币/月，到了2009年底我们两次提高了法定最低工资标准，现在才能达到1100，而且只有少数人能拿到。 那么大家注意，这就不难理解沿海的农民工的用工荒，为什么会形成？这里面就带来一个结果，相当于什么呢？如果你持有一种金融资产，这种金融资产的信用背景增强了18.8倍，但是这种金融资产本身一点没有升值，那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如果我要是持有这样一种资产的话，我首先把它扔到厕所里，不会长期持有，换句话说，人民币的汇率的走势跟咱们的综合国力相比的话，跟咱们GDP的增长的速度相比的话，那么是完全是不协调的和不和谐的。 第二，人民币汇率到底有没有升值的压力呢？我们要看这样八个因素，比如说一个是经济增长速度，第二个是巨额的外汇储备的规模，第三，就是国际收支到底是顺差，还是逆差，这个表明的是本地跟外地相对的供求关系。第四，就是汇率政策，比如说现在加息，它会导致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因为它会扩大人民币跟美元的逆差，第五，看市场需求对人民币的需求是增加的，还是减少的，第六，看中国人民银行的干预，中国人民银行整天买入美元，抛售人民币这个政策，就相当于承认人民币是有升值压力的，否则他没有这样做，甚至反着反向做，第七个方面就是宏观经济政策，那么在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上，这几个因素都告诉我们是升值压力，但是只有一个因素，通过膨胀率是高于美国的，他告诉你人民币应该是贬值压力，所以综合放在一起，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还是应该是确定无疑的，这是我的看法。
既然人民币是有升值压力的，大家注意，我们不是指责人民币升值问题是美国的国会议员的政治秀，如果我们把每一个因素都拿来分析一下子，如果证明这八个因素都是证明人民币是没有升值压力的，那么美国国会议员施加的压力自然就是政治秀，如果这八个因素，我们每一个因素都不敢拿出来说，然后我们就去指责美国那个 是政治秀的话，那我们就是在强词夺理。 所以这个政治压力我们不能把它归结为阴谋论，那么美国在人民币汇率这个问题上结成一个国际统一战线来对人民币施加压力，那么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比如说市场经济的基石一个是诚信，一个是规则，第三个就是秩序，那么人民币汇率到底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实际上它跟这个秩序是否正常是有关系的。也我的看法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适当的加快人民币的升值速度，那么是在为让国际贸易秩序变得更加正常的一个非常必要的一部分。那么这样一个措施不仅对中国有利，而且对整个世界有利，人民币汇率被低估，实际上是中国生产的所有的商品和劳务的价值被低估。我们通过低估汇率维持一个巨额的贸易顺差，那么实际上从长远来讲并不是一件好事儿。
为什么？经常项目的巨额的顺差，因为在国际收支平衡表里面，经常项目反映的是什么？异国之间与他国之间实际资源的转移，比如说对于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如果它是维持了大量的贸易顺差，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在这实际资源的转移上我们转移出去的要比转移进来的要少得多，那么美国拥有巨额的贸易逆差，表面上是坏事儿，但是背后代表它从全世界输入的实际的资源是最多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作为人均资源拥有量非常小的这样一个国家，如果我们长期靠廉价的卖我们的战略资源，廉价卖我们的商品和劳务，维持一个巨额顺差的这样一个地位，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这样的话短期内人民币低估可以刺激我们的出口，会让我们眼前这一代人活得更好。
但是长期内由于资源枯竭，那么大家注意，就有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呢？假设这张桌子，在桌子的出口量增加的背后是生产桌子木材的资源加速对外流失，如果我们靠通过低估汇率扩大桌子的出口量，短期内会让我们这一代人过得更好，但是下一代由于木材资源枯竭，我们下次再开会可能就没有桌子坐，我们的后一代可能就只能回到希望小学的泥土堆儿上，那么长期来讲，对我们国家是不利的，那么因此的话，提到人民币汇率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思维的转变，市委的转变体现在什么地方，第一，我们现在要从封闭经济的思维向开放的经济思维转变，原来在封闭经济体系下面，我们低估汇率是有好处的，为什么，整个中国经济 体系是封闭的，我们低估汇率，那么可以刺激中国的出口，与此同时，我们不从国外进口，我们中国人也不到国外去旅游，这个时候我们只有出口增加的收益，不需要为此付出任何成本，但是当我们的经济体系完全开放以后，大家注意，这个思维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
为什么？大家注意，当整个经济体系一开放以后，人民币汇率低估，确实出口增加会带来一些收益，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进口的成本会是大量增加的。大家看一看每一年咱们成千成万家的钢铁厂要从南非、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每年铁矿石涨价的幅度都快达到100％，然后再加上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因素，那么大家注意，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因此，我们要把这些成本考虑进去，可能就有问题了，比如说假设人民币汇率应该从1：8升到1：5，假设一个中国人需要到美国旅游，这趟旅游的成本是1万美元，那么大家说理论上来讲，这趟旅游我们花5万人民币就可以了，但是结果我们每个中国人为了这趟旅游要支付8万元人民币，大家注意，这样的话实际上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维持这个出口的增加背后付出的成本实际上是更大的，是不核算的。
再比如说在国际资本流动日益频繁的今天，实际上资本流动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了商品和劳务的流动，在国际金融这个领域里面，传统的以资本的存量为基础的汇率决定模型的重要性已经取代了以商品和劳务的流量为基础的流量模型，但是我们在一提到这个汇率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谈判的着眼点往往还都是以商品和劳务的出口为着眼点，所以你比如说中美之间的汇率谈判的时候，我们去的都是商务部的副部长，外管局人民银行的不见身影，实际上完全应该倒过来，应该把我们的外管局，涉及到资本流动监管的，人民银行涉及到金融政策的这些人应该是唱主角，商务的人应该是跟着唱配角的，但是我们这个思维还是没有转换过来，还是远远落后于实际的。这样从长远来讲，大家注意，也就是说对我们来讲是不利的，换句话说如果汇率问题调整不好，实际上它对于整个国际贸易的体系的秩序就是不和谐的，这样的话中国可能就会跟美国永远充满着争吵不和谐，中国甚至面对整个社会的压力也充满着不和谐。
 因此，我们在汇率这个政策上的着眼点应该进行战略性的调整。那么通过汇率政策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重新对汇率政策进行评估，所以面对这些压力和指责的时候，我们不是把它归结为阴谋论，而是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的政策应该怎么样调整，既对中国有利，也对世界有利，从而走向真正的和谐。 那么我就讲这么多。
主持人： 谢谢吕随启教授。刚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三位教授就经济增长构建和谐社会已经做了一个发言和演讲。那么不能说就这个话题，经济增长和和谐社会，三位已经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的都已经讲到了，因为时间的有限，但是就这个话题它的重要的、主要的我们大家当前所关注的已经做了演讲，讲了他们的看法和观点。我想对我们大家都是有启迪的，像章政教授，讲了减去不和谐的因素，那就是会实现和谐。大树教授从包容性增长，讲到了怎么解决我们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里面，我们现在的贫富差距的拉大，我们收入分配的不公，怎么使一部分人富起来，区域性富起来以后，使人民都能够得到受益。
吕随启教授讲了当前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所关注的一个敏感的热点的话题，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把这个话题和我们的经济增长和和谐社会联系在一起来分析很有见地，所以我想三位教授和我们昨天晚上是一个车过来的，就像我们的工作关系一样，章政副院长是开着车，大树教授在坐副驾驶，吕随启教授随时随地启动他的嘴在调整我们的方向，我在后面坐的很安逸，我们四个人坐一个车，不但低碳了，环保了，路上遇到了很多塞车了，可以使人不和谐的感觉，但是我们大家减少了很多不和谐的因素，最后我们很和谐的到达这里，今天上午又跟大家在一起就经济增长和和谐社会这个话题做了这么一个交流和探讨，本来下面还应该有大家来提问，是我们作为交流和反馈的内容，由于其他的情况，现在时间比较有限，但是后面因为我们还有分论坛，还有交流和提问，我想就请一位提一个问题，也完成这个环节，使我们这个环节很和谐。 提问： 谢谢，王教授我想问一个问题，我来自德国，你刚才在你的讲话当中提到了一开始允许一些人富起来，然后又出现了一些贫富不均的现象，那么你觉得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可以让财富得到公平的分配呢？什么时候才可以使所有的人都能够变富呢？邓小平说过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你说到财富应该在现在得到进一步的平均，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你觉得什么时候在中国的社会当中大家都富起来才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呢？什 么时候才能够实现大家都富起来的目标呢？ 王大树： 谢谢您的问题，刚才你也注意到了，我们一开始改革，一开始我们坦白讲，中国改革之前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说比较公平的，那个时候我们是平均主义，后来邓小平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已经做到了，现在我们提法是要先富带后富，然后共同富，有很多方法，首先观念上我们党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们要实行包容性增长，让人民分享改革的成果，具体怎么做呢？你比如说国家应该少拿一些，税收不应该那么重，应该给人民提高工资，提高他们的收入，另外企业也要少留一些，真正来讲我们工资还是很低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还是应该适当提一些，另外我们的税收政策应该起到作用，先富起来的人已经富起来了，先富起来的人应该多交税，现在我们税收体制可能国外的朋友不清楚，我们应该说我们的主体税种不是个所得税，是增值税，我们的税制对调节收入分配起到的作用不大，既是个人所得税它主要是工薪阶层收的税比较多，私企的老板因为他自己不开工资，看政府收不收他们的税，在这方面我们都可以加强。 我就回答这些。
主持人： 那好，我们就这么一个问题，这么一个简要的回答，我们完成了我们提问和回答这么一个环节。因为下面还有分论坛，还要围绕着这些话题，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比较深入的探讨。 下面我们就要进入茶歇。 我们主论坛经济增长与和谐社会，这个版块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希望大家茶歇的时候愉快，谢谢！
章政： 我们第一个分会场的论坛现在开始！ 这个分论坛的内容应该是一个与一些中国的一些特殊的问题的这样一个它的经历，和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和谐发展有一些必然的关系，在这个问题里面涉及到时间的纵深很长，我们要关注一下中国30年的变化，同时我们还要关注一个横向的影响，以中国或者跟中国相关联一些世界经济发展，包括一些金融的，包括一些企业的行为，政府的行为，包括个人的行为，那么在这个里面，我想举两个例子来开始我们这个话题。 第一个例子的话题是刚才我跟日本的松乔先生的一个对话，这是第一个例子，那么他告诉我 了一个事情，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他说现在他在做一个金融方面的一个数据的分析，他过去在日本的财政部，他说研究了城市的商业银行与各地方的一些合作银行，合作银行他们的差别，这些差别最后反映在了非常有趣的结论上。那么他说的内容我对两个结论非常感兴趣。 那么其中的一个结论，他说所有出问题的金融机构中，各地区的合作金融机构出问题的很少，那么这些合作金融机构在全日本大概有270家，在270家中有三分之一的合作金融机构在整个的金融危机也好，包括经济危机也好，这个过程中几乎没有发生过这样一些经营上的一些问题。那么其中有相当的一些金融机构经营业绩非常好，当然指的是合作金融机构。 但与此相反，城市大的商业银行问题出的很多，那么在日本的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有四家大的金融机构，包括一些政府机构出现了一些最后的是倒闭，或者是撤销，包括像北海道开发银行，还有日本的进出口银行，最后都出了问题。那么这是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必须要做好自己眼前的工作，才能够做好世界的工作，才能够做好为别人服务的工作，我想现在世界发生的问题可能就是这样一些问题。那么中国发生的问题可能也是这样一些类似的问题。 那么我再举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举的北京大学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有一点抽象，那么北京大学有一个中国的国学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著名的专家，那么这个人名字可能中国的同志都知道，叫季羡林，我们称他为国学大师，那么他和做中国的文字，包括激光照牌的有一个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叫王选，他是中国的工程院和自然科学院的院士，这两个人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有一次他们在开会的时候有一段对话，这个对话是什么呢？王选院士问季羡林教授说，在这个世界上什么叫好人？那么季羡林先生回答说这个问题很难，那么我的标准是为别人，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多，就叫好人，后来王选院士笑了一下说，能不能降低一点标准，说能不能把考虑别人跟考虑自己一样多，也叫好人？那么我想现在世界上我们要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把考虑别人和考虑自己一样多，当然我们说光考虑自己一定不是好人。
那么为什么现在世界经济出了问题，世界社会不和谐，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我们的很多个人，很多的机构，甚至包括一些政府，可能光考虑了自己，所以我就开这样一个头好吗？如果咱们有发言的我们可以请大家先自由做一些发言。如果有愿意发言的可以先举手，好吗？好，我就说这么多。
Kaeuhko Togo： 谢谢您 让我发言，我名字叫（英文），我来自日本，我以前是外交官，我主要关注的是外交政策，最近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日本国内，日本总体发展的问题，昨天晚上我们讨论了在世界上中国新的扮演角色的问题，我看到很多中国学者，我觉得中国应该能够提供一些有创新的想法，我有一些具体的问题，这个问题跟日本很有关系，但是有关系的方式不一样，过去的20年里面，冷战结束之后，基本情况还不错，但是过去20年里面失去了方向，我觉得主要的原因，为什么日本开始出问题呢？因为我们国家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目标。我自己的解释是日本有两件事情要做的，一个就是日本的科技，我们以前把这两方面很好的结合，让日本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的，有一些东西是阻碍我们的发展的，比方说好像跟我们日本战后的民主有关，人们现在越来越少有公共的精神，公共的价值观，我们日本不能够体现我们最好的一面，我说的是什么，就是公众价值观，从儒学来说，由于儒学的影响，中国人现在现在中国人开始正在正视一些价值观念，昨天很多人谈到这样的问题，我提出就是说中国能够对我们西方现有的一些思想能够提供一些什么样新的共享。
Noel Purcell： 我想说，我们在这儿能不能以这种方式来表示讲话，我对入儒学不太熟悉，但是商人儒家认为他们不是好人，放在工人农民之下，在现在的中国，商人的那些银行家等等，实业家，他们现在是市场经济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孔子说的对他们不是好人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问题西方一直面临这个挑战，全球金融危机就是因为贪婪才带来的，刚才说到了，现在中国现在出现了一种很好的价值观，积极的价值观，更重视社会，更重视家庭，所以我提出讨论的是，中国如何来避免大家遇到的问题，别人遇到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听到大家的观点。我的问题就是说孔子说的对不对，我们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Haruo Funabashi： 谢谢，我想补充一点，我记得有一位很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他讲到的这种合作式的机构，这个对我们日本金融界的影响很大，作为银行业的人士他们需要有诚信，他们要对贷款人诚实，他们要让贷款人行使贷款人的权利，但是有时候也要让贷款人不该借这个钱，有时候一笔投资并不合适，就不要让贷款人来借款，来从银行贷款，这在日本是一个很常见的一种态度，正是因为这样一些合作，合作式的金融机构，这是我要提出的一点，在日本我们受到孔子学说，受到儒教和哲学的影响，已经有一千几百年的时间了，根据我的理解，孔子本人他没有说过，商人或者工匠或者农民怎么样，他没有说商人的地位很低，儒学里面，我觉得这是后来的人把这个儒学里面加了这些理论进去。
Frank Stranb： 这位女士谈到中国的问题，我们也听到前面说到老子，大家也谈到老子的一些影响，所以在平等这个概念上的大家有一些不同的概念，另外在自由经济体下的，在中国发生的情况这个和平等之间有一些冲突，所以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如何平衡，如何实现这种和谐？社会主义的这种平等观念，还有这种自由市场经济下的这种不平等之间怎么和谐，怎么平衡这个问题？ 戴长征： 我是来自印尼商学院的一个教授，今天上午大家都做了发言，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我也为大家提出一些问题，日本这位教授刚才说过，说到韩国的这些价值，说到孔子思想的价值，谈到30年在60年的发展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是有一套新的价值观，至于我们说在中国把它叫做集体主义精神，但是儒学是另外一套价值，是一种等级观念的一种价值，包括家庭的等级，什么是家庭？家庭的父亲是家庭的核心，那么儿子都是在父亲这个等级下面的，那么在帝国中，儒学也是有这么一套等级观念，所有的人，所有的其他的这个人都是在这个皇帝的统治之下，这是完全和共产党的一套价值观背道而驰的。
另外在中国还存在资本主义的一套价值观，那么资本主义这套价值观也和孔子的价值观有一定相似之处，所以我想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建议，如果中国要发展经济在未来的三四十年中如果我们要发展的话，我们找到一套什么样的价值观，我们要遵循哪一套价值观，我们如何平衡这种不同的价值观。我们一定要找到一套价值观，这样能够让我们社会更好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的方式呢？是社会主义的方式呢？还是儒学的方式呢？所以我们这里面有不同价值观的冲突，这造成了很多问题。那么也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发展和谐社会，但是我们怎么建设和谐社会呢？是用社会主义这套价值观建设？还是儒学价值观？我们也许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来平衡价值观，但是这种平衡的方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人在未来30年中所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我也希望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也希望在座的各位教授能够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帮助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田一可： 其实不只是中国存在的问题，是整个世界都存在的问题，我们今天共同寻找的是 解决整个世界的问题，不只是解决中国的问题，导致今天存在这么多问题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孔子在《论语》上有一句话意思就是说大家都去追求利益，都把利益作为他的人生的第一追求，这个社会一定会增添很多怨恨，一定会怨声四起，一定会导致社会的混乱，一定会导致人们生活的不快乐，这就是导致今天发生这么多混乱，发生这么多问题，导致我们家庭不和谐，社会不和谐的根源之所在，中国儒家思想它的核心的问题实际上是在利益面前，我现在本人做的一个研究，就是选择这么几个点，在做这个研究，我提出一个叫拐点理论，什么叫拐点理论？就是一个人可能你正在呈上升的趋势，但是你在利益的选择面前，你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有可能就会导致你事业的失败，或者说你道德建设的失败，第一，这是利益。第二点，就是在困难面前我们想做出选择的时候，如果说我们的原则出问题了，我们的内心只是想到的是利己，那么你的人生拐点也会拐向低谷。 第三个问题就是在责任面前，我们在伦理上有一句话叫做小人之过必闻，在过错面前，在出了问题了，在承担责任方面来说我们应该怎么选择？这也是一个拐点。敢于承担责任，敢于站出来承认是我的责任，这就是一种非常勇敢的选择，实际上这都是中国智慧。首先说在利益面前，中国的《弟子规》当中他是教导13岁门童的一篇文章，总共有1080个字，在利益面前，有两处提到利益，第一个凡是到分配利益的时候，应该是取以少，就是说你获得利益，比如说我们获得了10分的利益，那好，我只取4分，或者取3分，我不取5：5，甚至是6：4。就是给别人的利益分配的时候，分配要多，这是中国人传统的观点，还有一句话，大家都不以财务的追求为最终的追求的话怨恨便不会产生了，这是一个真正能消除怨恨，消除社会矛盾的一个核心的价值点，一个观念叫做选择为福祸之门，你选择的对是走向幸福美满的生活，你选择的对是这样的，你选择的不对，那么你走向的是内心的黑暗，内心的地狱。 东西方大家都有地狱天堂的概念，但是真正的地狱是来自心灵的，这种心灵的东西就是来自于我们面对利益，我们面对困难，我们面对责任选择的方向，这是一个问题。刚才我说的实际上就是一个解决之道，就是解决一个出发点问题，解决一个价值观取向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我想讲一下关于和谐的问题，我认为不和谐应该是一种常态，是一种正常的状态，而和谐只是一种追求的状态，而不是一种终极状态，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势必言和谐，把这个和谐推向极致，因为和谐必定有人妥协才会和谐，关键是谁来妥协，是强者来妥协，还是弱者来妥协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和谐我提出来的观念，就是以上我陈述的观点。
另外补充一下上面关于有一位先生提到中国的商人地位最低，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中自古就有儒商之说，真正的商人应该是儒，甚至心中有爱的人，所以说我提出过一个观点，就是你所获取的利润应该是你在爱人，爱全世界的人，爱你的客户，爱你的所有的人的前提下的副产品，你的效益应该是你在爱别人的前提下的副产品，这是一种真正商业的健康的价值取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海尔洗衣机，它所解决就是大家洗衣服难的问题，满足顾客需求，突破顾客期望值的问题，如果他以赚取最大的利润为最终目的的话，他的洗衣机不会做的好。 好，我的观点就到这儿，欢迎大家质疑。
Dennis Moccan： 我想就田教授刚才说的几点，我认为孔子，儒学并不能把像所有商业界的问题都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因为如果你看一下《论语》的这些文字，它也提到了如何能使商业成功呢？如果是正确的方式，要遵循入学的一些基本原则，这才能够是一个成功的商业环境，如果说孔子自己经商的话，按照他这一套儒学的这些经典，孔子也许也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有的人可能问为什么靠这个儒学的这一套经典不能够真正的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呢？你也谈到在儒学的伦理系统中有这种等级观念，就像田教授说到内心的这种逾越，商业上的成功，有的人只是追求商业的利益，是小人，但是事实上你没有必要一定这么做，有很多实例，有很多人在经商的过程中超越了这个层次，他们在显示了自己的独特的个性，你也提到了一些，就是儒商他们出于这种爱，因为心里有爱，他们在经商的时候心里有爱。 所以我想这也是这种儒教的确有公共价值，那么大家不断的在深入的探讨儒学，探讨儒教，为当今社会也提供了很多实践意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产业行业都可以从儒学经典中受益，有日本的例子，日本、韩国都是很好的例子，影响了欧洲对儒教的信仰，也和现在美国这些商业伦理互相衔接，那么各个不同的时期也有其在发展接受儒教的时候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我认为打击儒教是走不太远的，儒教还是能够发扬光大的，谢谢。
Morihisa Kaneko： 我是来自于松下，我是从商业的角度谈谈，那么今天更多是学术的讨论，学术讨论当然很有用处，但是要谈到中国的未来，我认为商业伦理很重要，商业要实现，要建设好这个和谐社会这种商业伦理道德也非常重要，我不想谈太多过去的事情，那么今天早上的一个教授也提到过，过去曾经有一些问题，包括在商业品牌推广上存在的问题，比如说有索尼、松下等等问题，还有美国的安然都出过商业伦理方面的问题，这都是一些过去的实例，所以中国也要从这些过去的经验中吸收一些经验。 我认为从商人的角度，我们应该重视这种商业的伦理道德，否则会在企业之间存在很多摩擦，对谁也没有好处，所以在中国也是同样这样一个情况，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谢谢。
Paul Gan Kowitsch： 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来自于奥地利的一位经济学家，我个人做企业运作做了很多年，也有一些学术研究的生涯，所以今天上午有一些数据，大家提到很多数据我很感兴趣，那么我们在这个实业界我们认识到的一点是，金融的发展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我很感兴趣听听中国朋友的一些意见，如何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欧洲在这些方面不太成功，因为我们是这个天主教，基督教的历史，按照这一套价值，基督徒的价值来生存，整个渗透到我们教育体系中，基督教文化影响大家的生活，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像你可里森，毁掉一个四百年的老银行这样一个人，怎么样防备这种事情的发生，这是很难的，我们不会找到一个灵丹妙药，但是刚才听到您说的我很受启发，就是生活中有很多选择，并不是说只有一套价值就可以去跟从的，我觉得作为一个领导者，我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人们如何来平衡风险，怎么来追随他们的价值观，如果能够让大家用正式的方式生活。这不光是一个中国的问题，但是这个在中国，尤其是中国的一切事情的规模都这么大，尺度都很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Peter Barta： 过去40年来，我是为亚太经合组织的信用社合作社部门工作的，刚才两位都在这个领域工作过多年，为什么在金融危机里面合作社受的影响比较小呢？我的分析是合作社是会员拥有的，会员控制的，是自助的，而且是互助的，这个跟季羡林说的是一致的，就是说他说的什么是好人，就是要为别人考虑要比自己考虑多。他就是一个好人，所以在合作社里面，大家要考虑别人，我觉得带来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贪婪，而在合作社里面我们有安全第一的原则，在商业银行里面，大家都是想盈利，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在未来的30年里面，我一直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很明确的政策，就是在30年里面，50％的中国人会成为城市居民，在50年后，75％的中国的人口会成为城市人口，我是来自小小的城市香港，我现在最近在中国大陆去看了一些边远的农村，我发现在农村的地方人们更幸福一点，更简单，相对来说更诚实。30年后，中国的人口的60％以上要成为城市的人，中国人成为城市的时候，它的城市是指百万人以上的城市。但这个时候中国会有210个以上的百万人以上的城市，以前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这会带来一些挑战。谢谢。
Noel Purcell： 谢谢，您刚才说到了会带来有很多的变化，我们同时也发现一点，就是在西方国家发现的一件事情，就是市场的发展意味着大家去上班的时候就把价值观留在家里了，所以他们在工作场所的表现跟他们个人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我的问题就是中日两国都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把传统的价值引入到企业里面来，引入到市场里面来？因为在其他地方这种成功还没有发生过，我们想看看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中国如何能够避免走这条外国走过的老路，要是能找到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解决的办法带回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去，因为这个正是带来经济危机根本的原因，那些投资银行的人并不是傻子，但是他们到工作场所之后，他们上班之后，有一套激励机制，有一套价值，是他们以投资银行里面独有的，让他们做了所做的事情，不是没有知识使他们这样去做的，他们也知道风险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中国市场经济更加深入的话，如果把传统的中国的价值观能够引入到企业和市场里面来。 章政： 刚才经过一轮发言以后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试着总结一下我们刚才那段发言，也回答一些，如果可能的话回答一些朋友们提出对中国的问题，因为我也在学习，很多问题我也正在思考，我觉得是这样，首先我想用简短的几句话评价一下中国30年的改革，中国30年的改革，我们深有体会，归纳为一句话，大概是这样说，我个人认为，30年的改革实际上还没有最后取得成功，但是这个过程中也没有更大的波折，或者说出现更大的这种翻覆，这是我自己个人对中国30年的评价。 那么如何来看待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涉及到标准、伦理、价值观，还有过去的我们的历史的各种各样的思想，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问题是不变的，这个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一些基本的认识的一些方法论的观点，你比如说我们必须要看历史，必须要辩证的看历史，不仅要辩证的看历史，还要发展的看历史，还要从总体上来看历史，这些观点是永恒不变的，那么在分析未来中国30年，世界30年，我觉得这些观点都是可以永恒的。
这里面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我刚才听到很多先生的发言，我觉得有两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利益取向，第二是社会取向，在利益取向里面中国的儒家的一些学说确实提到了一些很好的解决办法，像刚才田教授等等谈到的一些观点我都非常的认同，那么中国的儒家里面据我们的了解，我也在学习，他也有不同的观点，比如说孔子和老子代表了中国两个不同的儒家学派，那么孔子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是对制度、秩序的遵守，是对内心的这种自我的抑制，是这样的一种东西。
那么为什么他是这样呢？我在研究孔子为什么提出这个观点，我在两个礼拜之前，我专门去了一次孔子的家乡曲阜，我研究曲阜很多的墓碑，我在问曲阜当地的人，为什么孔子会提这么多的观点，而这个观点与当时的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后来有一个我去了孔子的学生，他这个学生孔子非常尊崇他，叫颜回，孔子最喜欢他，但是颜回很早就死了，我在颜回庙里面遇到一个老人，我说孔子为什么会提出让当时的社会感觉到不可思议的观点，因为当时社会在变革，孔子提出来要让人们遵守自己的伦理，要讲秩序，而这种观点恰恰符合一些统治阶级，甚至一些社会秩序所主张这些人的观点，后来这个老人告诉我什么呢？他说你去看一下孔子他的家庭结构，因为孔子有一个哥哥，他的哥哥非常的粗暴，正好把的性格跟他的哥哥是反过来的，那么有这样一个强势的不讲道理的，甚至带有很除暴的哥哥，他的弟弟可能就会比较弱势，他就会讲求需要内心自己去控制的东西，当然这是我们从人性论来讲这个问题，但是孔子这套方法我认为他是反映了社会的一个层面，这个层面上升到一个认识论的高吨，我觉得是处理利益关系的一种机制，我觉得利益关系没有更好的处理方法，它就是一个平衡，或者叫相对平衡，那么什么是相对平衡呢？ 中国的儒教和哲学中有一些非常好的观点，我曾经在台湾跟台湾的一位方丈有一段对话，我说你们出家人四大皆空，你们如何考虑利益关系？他已经什么都不要了，连妻子、孩子、财产什么都不要了，他出家了，这时候这个方丈告诉我说，这个利益关系里面很简单，一个是取，就是拿，我要什么，每个人都要取，我要喝水，我要吃饭，我要房子，我要车，我要财产，要取，第二，反过来我给别人，但是怎么来超脱呢？他说我们出家人的超脱就是一个字，我们也取，我们也拿，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做到空的境界，就是当别人要的时候我不要，我不争，当别人不要的时候，这个东西我认为需要的我也可以拿来，就是这个空的境界，他把自己的思想、行为变得更大，我想这个里面包含的是什么，就是中国儒家思想所讲到的包容，所以这个利益关系我认为很简单，实际上是一个平衡关系，但是在有些时间它会不平衡，社会要有一个发现的机制，如果有了这个问题利益关系可以解决，这个发现的机制是什么，我放在后面谈我的认识，这是第一种关系，利益关系。
第二种关系是什么呢？我觉得可能是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中最复杂的问题就是价值观的融合，刚才我们谈到了比如说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甚至是还有马克思提到的共产主义的价值观，我在这个地方今天刚才在会下的时候，我跟（英文）先生在谈问题的时候，他发现了我在论文的最后引用了一段马克思的话，对中国学者来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值得庆幸的东西，什么呢？我们庆幸马克思不是中国人，如果马克思要是中国人，我想中国人在这个地球上会受到更多的攻击，马克思是你的朋友，我专门去过马克思的家乡，专门去拜访马克思，因为他是来自于欧洲，最后我为什么要用马克思的话呢？我觉得他这个人也很智慧，他在研究智慧发展，研究社会价值观的时候，他是融合了很多东西，在这个地方社会价值观的发展是什么，我认为这个力量也是一种机制，这个机制是一个不断的去试措的机制，试错的机制，有时候这个价值观是对的，有时候那个价值观是对的，那么这个时候我想可能我们不能把哪一种价值观凌驾于另外一个之上，在这个地方它应该是一种互相的是一种共存的关系，那么这个共存的关系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关注过，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在开幕式上使用了两种乐器，这两种乐器是在开幕式的一开始就用了，但这个乐器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是两种声音，第一种声音是两千年以前的声音，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座的朋友听过没有听过，两千年以前的声音是什么，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是声音没有了，没有声音，唯独保留一个声音是什么呢？就是两千年前的，我们说《三国演义》诸葛亮弹的古筝，因为他的记谱是用文字记下来的，我想这个社会里面需要什么，需要两千年以前的声音，为什么？那个声音单调，还有一种声音是什么？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接下来就是钢琴的声音，钢琴是什么？我认为不是乐器，它是一台机器，那么这个钢琴表达的是什么？现代的工业文明，我们需要工业文明，我们需要生产力，我们需要财富。 那么这两种东西，我想既要有单调的，或者是我们坚持的一种标准，单纯的东西价值观，这个人是什么，好人是什么，还有一种复杂的，多变的像钢琴一样能够展示世界的东西，这两种声音我们都需要，我们不能说有了孔子就没有了资本主义，都不可以，这两种声音应该并存，如何并存呢？三句话，第一句话，我们可能还要强调我们的自律，每个人可能要提高自己的这种教育、学习自律，第二句话，我们要强调社会的他律，法律，包括各种制裁手段，监督手段，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就是要公开，很多东西如果不公开，不透明，社会没有公开透明的机制就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我不知道我的观点对不对。 田一可： 我需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论语》当中的一个故事，通过这个故事你也体会一下孔子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大家一直在讨论儒教很多的观点是由这个人产生的，孔子有一个人叫儒卑，儒卑是鲁国的一个臣子，皇帝派他到孔子那儿学礼，但是孔子对于儒卑这个人的德行不是太看好，儒卑想去向孔子讨教学习，拜访孔子，孔子告诉他说，让他的门童告诉儒卑说我病了，儒卑离开孔子家门的时候，孔子在家里狠命的弹琴，让他听到我根本没有病，这里面是有一个智慧的，这个智慧是什么？ 拒绝的智慧，孔子的拒绝是给别人留足了情面的拒绝，也就是说他是站在儒卑的立场上去拒绝的，给儒卑留下了极大的面子，我的这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他是在用心去做这件事情，是在用心，他即使在拒绝，都是站在一个利人的基础上去做的，另外谈到伦理的问题，有人谈到等级，其实真正的儒家思想，他讲的是叫君、仁、臣、忠，君是爱他的下属的，臣应该是忠于他的领导，忠的概念是什么，孔子在《论语》上就有那么一段，忠的概念是尽心尽力的意思，就是说作为臣子你尽心尽力，那你的皇帝应该真正样，应该关心，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不要认为等级就是没有情感的，而且等级的过程当中君是应该有更大的爱。
谢谢大家。 章政： 非常感谢我们的第一组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Stephen B. Young： 女士们、先生们，我想很快的总结一下，让我们中国的同事也了解一下，首先提醒大家，在墨西哥城，现在是凌晨的三点钟，所以（英文）他们或者晚上睡的很晚，或者起的很早，跟我们中国的同事交流一下墨西哥在CSR方面的做法，墨西哥CSR的组织是大概十年前成立了一个网络，把商会组织在一起，在墨西哥每个行业都有商会，他们商会的影响力很大，所以墨西哥CSR组织就成立网络这么一个平台，推行CSR，他们决定是奖励那些CSR做法比较好的公司。 十年前，他们开始的时候规模很小，你们手头都有一份材料，当时提到只有17家公司，今年他们有1000多家公司加入了这个组织，加入了评奖过程，两年前CSR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现在墨西哥公司都努力的希望得到这个奖，大家可以去访问，有10家墨西哥公司已经连续10年都得到了这个CSR大奖。如果你去访问他们的公司，你可以看到他们这10个奖状也罢，奖牌也罢，都摆在那里，所以这些公司把他们CSR得奖的经历作为推销公司品牌形象的一个方式，这样扩大客户群，扩大国际公司的影响力，这个评奖体系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他们的网站上有一个问卷，参奖的公司上网站上填写这个问卷，这个问卷由CSR的组织他们进行拿到问卷以后评分，这个评分是保密的。
分数是从1到100，得分超过75分的公司就可以得到CSR大奖。正是因为公司他们不愿意因为自己的得分低，然后被公布出去，很没有面子，大公司甚至都不愿意屈居第二，大家都想成为第一名，在评奖的体系中没有第一名，也没有第二名，只有获奖者，所以如果说只要你得分超过75分，你就是获奖者，真正得分多少的是不对外公布的。这种方式墨西哥公司非常满意，他们现在都积极的去填问卷，积极的参与这个过程，那么这也改善了墨西哥的CSR状况和商业道德，商业伦理的情况。 谢谢各位。 接下来也想占用大家几分钟的时间，再由CRT做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是来自于新加坡，（英文），来自于（英文）基金会的这位先生，他会来做一个发言，介绍公司控制的企业，也就是说由戴马锡所持有股份公司的状况。
Michael Kwee： 上午好，这个发言让我们觉得有意思的是戴马锡控股公司是新加坡的主权基金的公司，他们的目标是我们觉得和我们这个考克斯圆桌的目标很接近，就是为了保证长期的股东利益，那么这个对长期的重视非常重要，我们这个长期的策略是我们考克斯所支持的立场，这个符合我们的原则，麦肯锡麦肯锡戴马锡都持有20％的股份，其中应该还加上一个新加坡航空，所以他们在很多的全球大企业里面都有很大的股份，我们研究了公开的信息，包括年度报告，可持续报告等等，这些都是公司网站上提供的，这个也是符合考克斯圆桌的原则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公司与所有人都是觉得很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年报，所以没有很具体的解释，我们有很多的，他们公司企业里面有很多重要的讨论往往是关于慈善工作的。
接下来第二个原则，他的报告里面有一些讨论，但是我们觉得年报里面要是写的更详细一点就好了，所以如果他能够介绍一下他们的价值是怎么传播体现的话就好了，第三个是对法律精神和法律具体条文的尊重，由于年报的结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提到了，但是还不是很具体。刚才我说的这些情况对每一条我们的原则都适用的，他们都提到了，但是都没有具体的介绍有些什么样的数据，有些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现在说到最后的总结，我们在研究当中发现，总的来说戴马锡他们的原则都和我们的考克斯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是我们这个研究的出发的假设。但是还是不够一些具体的数据和计算方式、评估方式。所以说戴马锡的年报里面总的提到了考克斯的原则，但是没有具体的分析，具体的对应的来介绍，所以他的行动方式和管理方式需要有更具体的体现。 我知道时间不够，很感谢大家给我们这点时间来跟大家分享的结果，不想影响大家吃饭了，多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