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nri-Claude de Bettignies：我先简单做一个开场白。我们下午继续开始讨论。日程上我们这段讨论主题是中国的管理层教育，配合这次会议的大主题，让我们看一下本次会议的主题，应该是一个复数，而不是一个单数。我们需要的是多种价值观。那么我们所教授的内容，后面有价值观的支撑，这样才能培养出下一代的商业领导人。我们大概到六点钟结束我们的分论坛，我不想长篇大论的发言。最重要的下午讨论的核心在中国的商学院中，我们应该教什么？如果我们只是复制欧洲商学院、美国商学院教授的内容，我们能不能够充分实现我们的使命？就是为中国准备下一代的领导人，帮助中国实现下一阶段的经济崛起。但是如果我们不用美国、欧洲的教授模式，那么还有什么模式？我们如何把中国的这些传统智慧、传统哲学如何到我们的教育中去，因为中国这种传统智慧已经带动了中国过去经济。所以这触及到我们商学院教育性质问题。我不应该这么长篇大论的发言。我们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模式，把大家的名牌举好，如果要发言就把名牌举起。

    Paul Jankowitsch：你刚才说到在中国商学院中到底应该教什么。在欧洲的商学院课程中，我们一开始谈商业模式，对公司的模式想用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在奥地利，我们奥地利有很多来自于东欧前苏联国家的这些人，所以他们有一套自己的思维模式和理念。所以你谈到在中国，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在中国理想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样？过去两天讨论中，我们一直在谈价值导向型的中国经济。在中国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商业模式？

    Henri-Claude de Bettignies：我会和我的管理人员，我们有中国的管理人员和中国的学生，我们考虑一下公司的商业模式应该是什么样。在中国一般这种讨论还不太常见，我会问我们的学生公司的目的，公司的宗旨是什么。大家会说公司的宗旨就是利润最大化。问问公司宗旨是什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能够引起一种讨论，让大家考虑一下公司长期的生存，然后了解可持续性这个问题，向学生展示，只有当你把公司的宗旨说清楚，你才能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你才能照顾好公司的各种利益相关方。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引进利益相关方的概念。

    那么利益相关方不止一个，你需要对它进行投资。你还需要考虑利益相关方，还包括环境、鸟类，还包括子孙未来的发展。所以你要鼓励学生考虑公司的使命，考虑利益相关方这个概念。这样我们就引进了一种模式，这样鼓励中国环境下的这种思考。

    Mike Thompson：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我今天主要是来学习。我最近读过一篇文章，是一个台北大学的教授写的。他写到了孔子价值观。他建设了一套新的公司模式，这是依据孔子的价值观建设的，他认为这是理想的模式，从社会学角度，这是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模式。总而言之，他的理论是基于仁义理。这是孔子非常主要的逻辑，仁是仁爱，义是正直，正确的行为方式。理是行事模式。所以他认为仁义理，在公司的价值中非常重要。这样你才能够保证你能够满足利益相关方的需求。

    利润是基于这三个仁义理之下的，基于这个基础之上的。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位教授也说过，在6月份的会议上也说了这点，也进一步探讨了这个问题。大家以此为起点，也讲了很多怎么把孔子思想和公司运作结合起来。当然，还有很大的挑战，对于股东权益的实现是一个挑战。但是他是强调了利润的合理性，以合理的方式获得利润。

    Henri-Claude de Bettignies：这篇文章应该会即将发表，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有一本书，会把这本书发给大家。

    Dennis Mccann：这是一个很好的分组讨论会议，如何在中国教授商业伦理。我从81年就开始在研究生学院教授商业伦理，包括在香港、新加坡、科伦坡，从96年开始在这些国家教授，我在香港教了三年书。所以我可能给大家一些经验和建议。

    首先，需要了解中国的国情。我在香港做过一个讲演，是98年做的，就是商业伦理出了什么问题。这里面主要是把道德模式适用于商业运作中，我主要是基于当时美国的一些问题来谈开的。我也强调了学习文化，学习公司所在地的文化背景的重要性。你的发言提纲写的非常好，我们要多做一些分析，首先你要认识到现有模式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当我说到这些实用技术的时候，因为很多现有的这些做法都是这种哲学思辨型的，你学了很多词汇，最后你就只是学了一套不同的词汇，然后把这些所谓哲学大的概念放到这个实践中去，然后用它来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这种方式的错误在于，就是它影响了商业，也影响了正常的道德准则。因为做这种思辨工作，这是哲学家的工作，而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人的工作。

    我们要教授学生解决商业界的实用问题。你是让学生学一套哲学理论，学一套哲学词汇，你是强迫他们去学一大堆词汇，教他们如何在不同的情况下，依据这套哲学理论做出反映，使你不能专注于商业中的实际问题。所以我强调真正的重点应该在于执行。现在很多课程设计都在于检查你学习这些理论，学习这些哲学问题到底学的有多好，他没有让你集中精力如何解决商业界的实用问题。这种学科应该是全方位的。我们也谈到了很多灵修这种精神世界的问题。有的人当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当把这些问题想清楚的时候，他会有比较好的道德观。当然有一定的危险性，危险在于你把这个灵性这方面的问题想的太多，可能使你陷入道德思考中，不能专注商业世界中的问题。所以在灵性和内心反思这些方面，你应该做到合适即可。学生当然要了解自己内心的精神需求，他们可能基于自己的经历背景不同有不同的想法，你再基于他的背景提供不同的材料。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自己教学这些年的一些做法。

    我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指责在商业界有一些道德上的问题，比如说金融危机这些问题，我们这些学术人员，我们也设计了一些所谓伦理的课程，我们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我所做的工作不太成功，我必须要承认这点，所以我们要从事实中吸取教训，要从原来的工作上做出改进。
    Henri-Claude de Bettignies：你说的非常清楚。这就说到商业伦理中很多的课程，太多的哲学方面的概念，最终我们没有教给学生怎么样在复杂的商业环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许铁兵：在中国商学院教育中间，我们过去非常强调道德的。问题是在中国实际教学中间，这种道德有一个道德高度意识形态化、国家化，当共产主义信仰出现危机的时候，过去的苏联、东欧和今天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这套东西，这套商业伦理道德，它变得在学生中间非常没有市场，就是学生是被迫学的，这是我们比较失败的地方。从中国改革开放来说，这种引进有一个特征，就是源自西方的东西在中国大行其道，但是他们面临一个消化不良。这些我们看到一个成功的，是源自台湾、香港一些融合了东方和西方的伦理，并且加以一定程度理论化的道德伦理界这方面的课程，在中国是相对比较成功的。

    我觉得中国可能更难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这位教授说的，我们在学校学的很多东西，大家认为是非常理想道德化的，但是它遇到现实社会以后，觉得全是没有用的，是骗人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大家都表现出一种道德家的东西，但是如果不能接受实际的商业运作问题，面对公共的丑闻，或者是不伦理的东西，我们成了一个愤青，这些问题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弗兰克：我不是一个学者。首先我觉得中国的商学院，要学习商业和市场经济的做法，我们也了解到，市场在中国是发挥一个稳定剂的作用，不仅仅在现在如此，在未来也是如此。它实现了这种专业化，它使这个社会也实现了稳定。当然中国有一套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国人民和欧洲人的反映是不同的，所以你有不同的技能，你有人力资源管理，或者是这种不同的专业技能的时候，中国有中国人的方式。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体系，它也支持这些。他们认为这是我们这种商业运作的方式，而不是西方的方式。我们需要用中国人的方式来做这些事情。

    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了立邦漆的一个广告，这就是一个文化方面的问题，我们需要考虑到文化的因素，我们要尊重当地的文化，因为中国文化不可能5年就发生变化，10年也不会变，100年以后的中国文化也不变。因此我们要尊重最基本的价值观。

    我们现在看商业伦理，这部分我认为中国人民已经受到了负责任管理的激励，你到中国能够看到负责任的经理，他们也受到了尊敬，他们受到了鼓舞。我觉得他们以非常简单地方式来激励中国人民，而且用的方式比在国外用的激励方式要简单的多。我觉得公司企业伦理，从哲学上来讲，也会对企业有好处，会使得企业非常透明，也鼓舞企业来进行创新。我觉得这应该成为中国商学院的基本。

    Henri-Claude de Bettignies：谢谢你讲的话。我基本上完全同意。

    侯胜田：我根据徐先生的话题，我介绍一下我们伦理的教育情况。在中国，我们现在差不多有2000多所大学，中国的大学都有商学院，或者有的叫做工商和经济学院，但是我们这些经济学院和工商学院很少教商业伦理。但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有一些理论课程可能会谈到。但是经济伦理和商业伦理，在绝大MBA的课之下有所教授。我们有专门一个商业伦理教学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把商业伦理作为MBA23个课程的核心内容之一。另外对于这个题目而言，在中国商业界也变得越来越流行。上周在南京，中国商业伦理协会刚刚建立起来，它其中任务之一就是倡导中国的商业伦理教育。对于中国商业伦理教学，我同意刚才徐教授的看法，他刚才讲了，很多学生自己不了解，而且教授他们的教授、管理者，以及很多大学的教授们自己他们也没有认识到，商业伦理对于商业学生来讲应该是一门必修课，而且他们能够从中受益，大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我在这个领域工作，但是我的学科负责人，他是市场营销战略的专业，而且他有的时候影响到了我的工作，影响到了我的教学。比如说我有一次组织了30多个大学的教授，一起为大学准备课本，这是一系列的课本。我们完成了五个教科书，我问总编，我最后成功的劝说他在每一个课本当中再增加一张有关商业伦理与广告、商业伦理与市场营销和商业伦理与市场管理，这个也是我们做的事情之一。

    另外一点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大多数公立大学，99%以上的大学在中国都是公立大学，大家能够想象如果老师们即使准备好开首商业伦理这门课，但是作为老师，你必须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和批准。实际上我想教一门领导力的课，而且我也努力把这个纳入到相关管理当中。所以我希望除了刚才何教授讲的话以外，我能够做一些补充。

    Henri-Claude de Bettignies：我听到你讲的很积极。

    侯胜田：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缺少课本。如果我们仅仅使用西方老的想法还不够，我曾经在欧洲上过学，问题在于如果能够想让商业伦理在中国开展教学，你必须跟中国结合起来，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一门课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想法结合起来，把它纳入到商业管理课本当中，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仅仅讲中国的传统、传统的文化，而且我们现在中国有1700万企业，不管大中小。所以，我们有区别。我们看看它的区别。

    苏国荣：我对价值导向，我也有一些保留意见。我之所以这样说，我的佛学、我对佛教了解越多，我对佛教越陌生，我个人退休之后，在香港教授人的基本价值，我和别人一起在香港建立了国际商业道德协会，对我来讲，价值观来自于经济学，这跟价格有关。我觉得有几个价值非常重要，第一是真理，第二是好，第三是美丽，第四是神圣的，第五是可用性，所以当我们谈价值观的时候，这是我的评论。我们则好把它叫做伦理经济学，比较合适。

Henri-Claude de Bettignies：我本来想这样说价值观的，你替我说我了，

田易生：培养人才讲究德才兼备，道德才华具备，而且强调以德为先，道德是优先考虑的，这是基础，胡锦涛总书记说过，精神文明不搞好，最终物质文明建设很难搞好，这说明了道德是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一个道德败坏的人很有才华，对社会危害的范围更大，破坏力更强，他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破坏力更强。

    人品就像产品，有四种评论，德才兼备的人是优质品、成品，有德无才叫次品，无才无德是废品，有才无德就是危险品或者毒品，世界上所有的坏事都是道德问题，这没有什么争论，温家宝总理在分析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也曾经下了结论，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是道德问题，一些人见利忘义，道德已经丧失了，所以才会做出很多危害别人、危害社会的事，我们主张道德第一，才华第二。

    温家宝总理说真正的经济学理论绝对不会和伦理冲突，人如果都建立道德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发展物质、发展财富，这些发展不会危害人类，只能使人类生活得更好，一切科学技术、都是为人类生活更好服务，所以不会产生危害人类的事情，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Robert MacGregor：当可非安南对当时建立联合国契约的时候，当时国际商会是他的合作伙伴，我们请到可非安南到我们的国际商会来讲话，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伦理计划，而且这个计划也被政府和企业用过。第三，我和汤姆森大学有一些联系，那里有很好的计划，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而且建立了一个教授商业伦理，差不多我们教授所有的商业伦理课，与此同时，我们的法学院，他们也是围绕着伦理而建立起来的，他们做的方式就是，不断的把公司，把他们同学校联合在一起，因此，这些事件非常重要，你们知道，在诺们故意（音）他最近刚刚退休，他在哈佛法学院任职很长时间。他在大学一共有五万7千学生，所有的学生不用上伦理课，我再贝鲁特和泰国一个大学也教过书，我建议如果你想了解一些计划，如何使大学和企业更好的结合在一起，可以去汤姆森大学考察。

Henri-Claude de Bettignies：在汤姆森大学，你们做的很好，问题是，当我们努力说服商学院院长的时候，教各种课当中，在金融和管理课当中，都可以镶嵌一些伦理的内容，但是有些人说，我是营销教授，我不会教伦理，常常把它作为借口，我们没有办法灵活一点。

Robert MacGregor：他们必须接受伦理的教学，这是必须的。

吴国斌：刚才您讲的问题，可能是所有的高校和商界共同面临的一个困境，我觉得通过我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现在学习传统文化之后，我觉得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不上玄思，不喜欢哲学思考，特别是儒家，道家还讲讲哲学的东西，儒家不讲，几乎不讲，所以儒家的东西是非常好用的，他就是生活准则，你读《论语》，就是一句一句做事的准则，每句话都可以做，没有玄思、没有哲学，当然有，这个靠我们提炼、升华，你做了就是践行了一种哲学，小人喻以利，君子喻以义，君子通过财富让自己提高，小人这种状态的人，是以身发财，就是为了赚钱牺牲健康、牺牲和谐，牺牲一切，以身发财，为了财什么都可以牺牲掉，这是我们不耻的，在中国传统的荣辱观里面，这个界限很清楚，中国文化几千年的经济繁荣的同时，没有给世界造成灾难，因为中国在古代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上第一位，经济是很优秀，这种优秀没有称霸，没有去侵略，他是以和为贵，我们克制，我们明代一个太监郑和下西洋，就到了非洲，但是一路上没有侵略任何一个国家，只是彰显了一个大国的声威，我们不去制造这些矛盾，这是一种智慧，西方文化的东西与这个相比稍献逊色。

    我在这次会上，好几次发言都说到，儒家思想有后现代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您的家族都有企业。

Henri-Claude de Bettignies：你讲的很有道理，这个显示了要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可以把过去以前的哲学融入进去，我们不能在这个题目上多谈，如果不能不适应现在的环境，很难谈这个问题。

MICHAEL KWEE：我提出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企业，在什么程度上，你们了解中国的情况？注意中国的情况？是给你们的学生上伦理课的时候，小企业实施政策比较灵活，现在西方的大学，他们现在在伦理方面的创新比较落后。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任登第：有一个非常好的课本就是《弟子规》，《弟子规》是儒家思想的根，根是什么？有的科学家说，植物的根在地下，人的根在脑袋里面，根深叶茂，你要发财，首先把《弟子规》学好。《弟子规》讲的是什么？是做人的学问，首先学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管是谁，中国人、外国人，首先要把人做好，人做好了，才能发财，这个财才是你自己的，中国的老祖宗把财分为两种，一个是吉财，一个是凶财，吉财是按照仁义道德发的财，凶财是害人的，凶财必然给你带来了灾害，你要受灾害，我们现在社会上好多年轻人发的财是凶财，三四十岁就死了，为什么？他是通过骗人害人来得钱，如果是吉财，这个财是他的，现在我们的学校不学习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最重要的，首先把《弟子规》学好，《弟子规》是人学，我们伦理道理是什么？伦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自然发展的。

Henri-Claude de Bettignies：对，人与人的关系很重要，希望要跟年轻的一代来学习儒家思想。我们请TOGO先生讲几句。

KUZUHIKO TOGO：主席先生，你开场的时候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样的企业，在商学院被认为是成功的企业，我们不是商业人士，我是做外交的人出身，我自己的企业，从日本的体验，我觉得有两种公司，一种公司主要是日本公司，从1949—1980年代，这些公司里面，都有终身就业者，公司为员工准备了一切的福利，然后员工完全尽心尽意为公司服务，换取工作的保障。

    从1990年以后，经济不好之后，现在企业更加尊重市场的规律，企业不能供养终生的雇员了，从1990年开始，日本进入雇主和雇员关系的变革，许多雇员有了期限的合同，2008年的时候，这些雇员再2008年往往被遣散，造成了很大的问题，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道德的问题，我们今天我们有幸听到中共党校的高级教授介绍，他说的这些情形，让我联想到日本从1945—1980—1990年代的情形。

NICK Pisalyaput：我来自泰国，名字叫NICK，刚才说到根的这位朋友，我表示同意，我在泰国教了一段时间的书，但是也谈不上是学者，我发现，我们大家说MBA课程中要教授职业伦理、商业伦理，我觉得太晚了，在上MBA一两年里面还教伦理，太晚了，前面20年，他们的道德根基已经建好了，或许以前应该更注意。你说的想法我们很多院校是同意的，我不是说不应该教，但是重点更放在早一点的时候，而根据泰国的经验，是亚洲90年代金融危机的体验，我们吃了很多苦头，那时候，泰国显然是举债太多，有点像这次的全球金融危机，性质是一样的，从泰国以后，很多人认识到一点，从国家的最上层到幼儿园里面，都已经扎根，就是什么呢？我们要量入为出，不要过度举债，不要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我们泰国的国王也是这样说的，我们要量入为出，我们要中庸、要约束自己。

Henri-Claude de Bettignies：谢谢您。

叶陈毅：我要说三个问题，我是一位教授，也讲商业伦理，刚才我非常同意泰国朋友的意见和中央党校资深教授的意见，什么意思呢？我们做事情一定要适度、中庸，就是不要过度，过度就是走极端，过度的发展，最后的结果就是不断的刺激人的欲望，增强人的自私心，自掘坟墓，加速毁灭自己，如果按照美国的消耗自然，是1/3—1/4，一个地球不够，所以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欲望，适度发展，这样可持续发展才不是梦，而且和谐社会才能真正建立。

    第二个观点，落实《弟子规》，按照《弟子规》学有什么样的好处，已经我们有企业正在做，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力行《弟子规》，一年时间，企业并没有亏本，并且赚了600多万，就是把儒家的《弟子规》、做人的道理真正落到实处，这是我们做学问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做学问，不力行的话，再好的教材都是废纸一张。

    我说三句话，第一句话，我们要支持。

Henri-Claude de Bettignies：我想最后说一句，我们这样一个活动，把首席执行官、把学者和外交专家聚在一起，是一个特别好的平台来交流，让我们研究，我们在商学院如何做好我们的教育，来培养未来的领导人，我们能够在这里分享我们的经验，来交流我们未来工作的方向，这样，中国才能更好的应对未来的挑战，这个平台非常好，我希望大家能够很好的讨论。

【提问】我是中国社科院的学生，我作为一名学生，我们是全国为数不多把企业伦理作为我们的必修课的一个学校，有一个央企高管过来给我们讲课，理论课程是老师在讲，没有课本的话，我们不知道怎样学习，我们应该怎么更好的学立业伦理的课程。

叶陈毅：我现在说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首先要为孩子做榜样，我们要为人师表，我们要做榜样，不但要教，而且要自己做，我们是普通人，我们会犯错误，给别人纠正我们的机会。我们要自我控制。然后开放自己的心灵，对其他的方式要抱开放的态度。

Mike Thompson：你谈到把伦理道德付诸实施非常重要。

NORMAN KURLAND：我们要教孩子普世的价值观，我们要凶财和吉财，有的人认为，利润本身都不正义，但是我们要正视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有不同的资本工具、金融工具，有很多新的体系，利润可以增加资产、增加资本，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也在募集资金，使我们的工人受益，我们确保利润让普通人也受益，所以我们谈到了价值观，不止是一套价值观，而且应该是多套价值观，我们也谈到正义，还有自由，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你当然不能自由自在的伤害别人，但是自由也是一种价值观，我们需要观察单个人，我们要确保个人有更多选择的自由，而不是伤害其他人或者伤害其他利益的自由。

Mike Thompson：感谢大家积极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