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美国商业界的很多人已经不再问宗教价值“是否”对组成现代经济的职员和公司有影响。今天很多人面对的问题却是“以何种方式影响”以及“如何衡量宗教价值对组织的影响力”。结果，美国商业学者和从业者们不断发展和丰富文献派别试图理解宗教价值的多样性和商业表现之间的关系.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和从业者参加本次由国际经济伦理中心和考克斯圆桌会议共同举办的年会即见证了这也已经不断发展成一个全球利益的问题。

正如之前Weber所提，我们认为宗教价值会继续影响经济和工作场所，并且在现代社会它正在经历着再现的从业者兴趣和学者研究兴趣同时，最近再度出现的关于宗教和市场的关系的研究是因为包括全球化、年代交替以及组织和经济结构变化在内的很多原因。最后，如果理解宗教对市场的伦理和其它实际影响应该成为商业专家的战略性考虑的话，我们建议集成盒（TIB）理论以及其作为衡量全球性的宗教表象的随后规模，从而使得商业专家得以调查和理解各种各样的宗教传统以及他们的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在工作中的表象，并且

2. 马克思.韦伯的创意见解

韦伯在他的著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首次在近代指出宗教和市场直接的相互联系。他观察到，坚持基督教义的地区和国家具有最高的商业化率和资本主义增长速度。特别的，韦伯猜测宗教教义和经济行为之间存在某种特别的关系。此外，韦伯还断言，参与经济活动和经济结构的态度和激励是通过宗教观念和理论伦理而塑造的。韦伯认为，在所有因素之内，新教神学，特别是，在路德教的影响下产生的加尔文注意和清教徒，是创业活动的催化剂和基础。韦伯看到了基督教徒中的加尔文派和清教徒派具有历史独特的“精神”，这一点与其他因素结合，就导致了对理性经济参与和生产的倾向，商业伦理和价格，以及苦行新教伦理。

乐意工作的意愿对个人产生的激励之处产生了企业精神。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上帝的一种恩赐，因此，个人应该将工作视为用其勤奋、谨慎和理性的经济行为来回馈上帝恩赐的工具。个人应该将这种恩赐产生的效用最大化，并从中寻找上帝的欢乐之源。前提是，上帝认为盈利性是证明其和个性的证据，也就是说，完成上帝号召的那个人，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和资源。这种理念、价值观、信念以及信仰直接影响了企业在组织中的价值观。这种“精神”在近代得到了深刻的表达，也获得了其替代宗教的表达。

3. 韦伯理论在现代的应用

在近代，韦伯的方法和结论都经过了很多的修正和批判。然而，他的核心结论——宗教信仰和经济行为主体及其行为之间存在一种联系——仍被广泛接受。事实上，资本主义“精神”的现象被认为是很广泛的，一些学者看到了它对宗教传统影响的证据而非基督教新教。例如，诺瓦克指出，天主教徒声称有类似的影响。伍德拉姆通过佛教与日本信州移民看到了同样的现象，这些人在日本的德川时期移民去了美国（1600-1868）。通过引用8篇严谨的和发人深省的近代学术著作，社会伦理学家斯塔克豪斯认识到有越来越多的学术证据证明了宗教价值和商业或经济活动的相互关系。

所以，如果按韦伯在1905年指出的那样宗教与商业存在一种关联，虽然这种观点数十年来始终得到现代学术界协会严密的评论性文章的支持，那为什么这种关联没有得到早先的实践者更多的关注呢？为了获得答案，我们需要回归韦伯式的官僚主义理念，回归美国经济体的经济进化论。

4、美国职场的宗教分支和工人

派恩和吉尔摩认为，在如今职场中对精神追求的丧失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历史上组织发展的演变。从历史上看，经济发展已通过四个阶段：农业，工业，服务和试验性经济。他们把过去美国宗教和职场分离的原因归结为工业时代的副产品。

工业时代是韦伯理论中关于理性经济活动，雾化观点，组织性官僚的副产品，组织性官僚集中研究了专业化，劳力分工和工人活动按规管理等，重点强调了技术能力及在晋升与评估中严格的人格平等。其结果是，工业时代是以理性的重复劳动，杂碎的工作，增加劳力输出和接受军国主义订单为主导。在这种情形下，管理人员要对工人的想法负责，所以就期望能够在工人进门的那一刻就了解到工人的想法。这种分歧造成了美国工人在生活中的分化。因此，员工们将他们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他们的信仰都和工作分开，以便在工作中或在公共场合以专业人员身份出现时抑制自己的精神需求。

这一状况传递到了下一个经济时代——服务性经济时代。员工们的看法是，他们不能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去。穆罕默德等人，指明了在美国80年代和90年代大裁员和不断重组中这种分歧的结局。其中一个结果便是，工人们开始把信仰作为在这个迷茫和紧张工作中安全感和舒适感的源泉，于是便把工作中的精神追求当作是解救他们疾苦的万应灵丹。

在目前试验性经济时代中的反映便是，大多数高管和顾问意识到现行的这种压迫和削减员工福利的组织管理模式，不管是对于工人还是公司来说，都是不长久的。于是，人们开始探索一种新的组织模式，能让他们可以全身心的参与到工作中去。

波特，克雷默，圣吉，柯维，以及布洛克都设想了一个中的模式，在那里人们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去。虽然这些顾问并不一定总是设想信仰/宗教包含在“全情投入”中，但是在逻辑上解释了这些问题，并且已被普遍接受，因为许多人认为宗教是人类学的组成部分。这种行政人员和顾问的指导思想的变化适应了当前的试验经济模式，要求为客户提供鲜明的个人体验。理想情况下，这种可以让员工全情投入的组织模式就被作为解放员工的一种方法，而这样又可以让这些员工更好的满足客户独特的和个人的需求。例如，米特罗夫和丹顿开办的公司，由于他们允许员工的精神追求和全情投入工作，他们的员工更加优秀，对公司很忠诚而且很少旷工，也很具有创造力。

然而，若职场的宗教/精神被纳入商务人士的持续经营业务中，那么就必须发展一种用来发现多宗教信仰表现的方法，以便商务人士能够理解和感受，同时适当的调整精神氛围的有关政策和对组织的影响。所缺乏的是一个理论来理解这种现象和一个验证了的能够衡量这一行为的表现的工具,特别是在一个多信仰的环境中工作。

5. 整合体：对“工作场所中的信仰”或“工作中的灵修”的理解和衡量

米勒就该问题研究出一个被称为“整合体”的理论模型，现在正与Ewest一道把这一模型扩展到一个有效地心里范围。TIB的组织原则是企业中的男性和女性逐渐的开始追求一种整合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他们的信仰（无论信仰的是什么）与工作(无论何种工作)都能整合而非割裂开来。如上所述，人们逐渐的不愿意过分裂的生活——宗教认同与工作生活的分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个健康而全面的生活意味把他们的完整自我，即肉体、心灵与灵魂，带到包括工作在内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实际上，只有少数人主张退回到工业化时代工人们所过的那种分裂的工作生活。

基于米勒对“工作场所中的信仰”运动的研究，他假定人们通过四种表现或方式来整合信仰与工作（米勒，2007）。这四种表现被称为“四E”假定。这些表现是由人们有意或无意的想要整合其信仰和工作的组织原则所驱动的。此外，还假定任何人都自然地把这四个表现之一作为自己理解和阐释整合信仰和工作的主要表现。TIB理论的核心是这四个表现在神学上都是，并且并没有一个表现会优于或劣于其他表现。每一个表现都有其特色、优势及特性。这四种表现是：

•   伦理方面，高度关注伦理问题。

•   表达方面，十分重视表达自己的信仰传统和世界观的能力。

•   经验方面，极度关切探寻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意义、目的和价值，并以此作为整合工作和信仰的主要表现形式。

•   充实方面，特别强调从信仰和（或）意识方面获得力量和慰藉，并以此作为将工作和信仰整合起来的主要方式。

这四种表现中的任何一种都又分为两种不同的倾向，从而有助于进一步衡量和确定其主要表现。正如所见，有些人是通过一种外在化的、可视的外向型公开的方式来整合其信仰的，而另一些人，则是通过一种内在化的、不为人察觉的更为私人的方式来完成这一整合的。

TIB理论的预期目标是帮助个人了解和衡量如何整合信仰与工作，并帮助那些希望了解、衡量以及对工作场所中的信仰运动进行建设性反馈的组织促进这一运动。

6．结论

我们已经探讨了韦伯关于信仰对市场行为影响的初步观察，尽管这一理论曾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因其组织和经济结构及规范性惯例而被压制，而又因为相同的原因被重新提起。认识信仰和工作的整合成为重要且紧急的事情，因为这包含了诸如伦理、领导、多样化、人的尊严以及全球化等问题。此外，如果这一现象可以通过实证工具来验证，无论是对公司还是对个人来说，领导和员工都将受益。

具体而言，我们把TIB理论假定为在神学、历史及民族社会学研究中都成立的潜在理论框架，作为分析在工作中出现的信仰或灵修的四种普遍表现的工具。基于TIB理论的这四种假定将帮助个人以及那些希望了解并对工作场所中的信仰运动作出建设性反馈的组织理解他们是如何整合信仰和工作的。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这些组织和个人获的一个验证工具，以有助于量化和分类人们的个人观念（一套正统信仰）与他们的工作观念（他们的信仰是任何体现在工作中的）之间的关系。

在组织层面上，如果一个企业拥有关于信仰和工作整合的表现模式的复合信息，这将为它带来许多潜在的商业利益，包括增加的多样性和资源共享，避免宗教扰乱以及歧视性投诉，对不同信仰和世界观的人的尊重，对伦理活动的积极态度，以及有利于员工的招聘、雇佣以及稳定等等。这些因素以及其他可能在TIB数据库中得到的相关性因素，仍将值得进一步的研究。